相隔四份一世纪，香港运动员再度于奥运会夺得金牌，为社会人心带来阵阵激盪。对于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种种边际效应，由经济到政治，由软实力的炫耀到国族身份的模塑，早已有不少社会学说涵盖得巨细无遗，也一直吸引政商各界试图实践，加以挪用。但对于生活在今天高压处境的香港巿民来说，运动员能够对生命有所触动之处，还是那沉着应战的风範，胼手胝足、千锤百炼的岁月艰辛，以及坚持不懈下取得成就的可能──当儿童绘本漫画将羊描述成有攻击能力即是形同鼓吹暴力，当以言入罪的案例势将不断叠加延伸，当愈来愈多人认为此地不宜久留扶老携幼避走他方；此时此刻，对于港人而言，无论是去是留，每一个艰苦中奋进的运动员故事，都显得更为实用和贴地，值得为之喝采，也为之沉思。
事实上，相比起世界其他地方，香港运动员的处境实在不能用优越来形容，很多时候更是捉襟见肘，连踏进殿堂级比赛场地的运动衣着也可能要自行筹措张罗，更不要说短暂的运动员生涯结束后，生计如何得以维持。然而，人生在世原本也是匆匆数十载，在当中能够找到一个让人全心全意投入、不断超越自己的目标，纵使说不上是终极关怀，也诚属美事。当今天世代愈见昏暗，常常有理说不清，公义难寻；要继续确信世上有公义，有怜悯，明知世界在崩坏，但起码紧守自己的良知不致一并崩坏，背后的毅力与坚忍，也实在跟竞技场上的体育精神，相互共鸣。
每届奥运，世界各地不少教会组织都会安排在会场内外宣教。二次大战前知名短跑运动员李爱锐（Eric Liddell）的事迹，就经常出现于这些宣教活动的单张与信息之中。他在一九二四年的巴黎奥运会坚持主日不参赛，改为参与其他日子他并非最擅长的项目而最终夺标，故事至今仍然让人津津乐道，连电影也拍了一齣，成了奥斯卡最佳电影之一。不过对教会群体而言，李爱锐后来的经历跟他在运动场上的见证，也实在同等重要：包括他日后在中国宣教的努力，以至他在二战期间在战区服侍而被日军俘虏；后来即使有机会被用作交换战俘离开集中营，他仍然将机会留给其他人以继续在营中的服侍，结果被迫劳动过度和营养不良，最后在营中病逝，终年四十三岁。要走完这样的人生路，所靠的已远不止于那植根于体育运动的德性。
回望圣经，有不少的记载与论述均有用上竞赛比试的意境，无论是雅各在雅博渡口的摔跤，抑或保罗向之直奔的标竿。经文箇中的运动竞赛意境，没有停留在优胜劣败的零和戏码，也没有延伸至民族骄傲的意识形态，却将历世历代的读者带到更接近上主的属灵境地──这位上主不是有求必应的「幸福音」之源，却出现在每一个生命与信仰的关口，介入在其中。问题是，作为认识上主的基督徒，面对人生的一个个竞赛般的关口，我们是否愿意因着基督的缘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为他人的爱与义摆上更多，无论得时不得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