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四份一世紀，香港運動員再度於奧運會奪得金牌，為社會人心帶來陣陣激盪。對於大型國際體育賽事的種種邊際效應，由經濟到政治，由軟實力的炫耀到國族身份的模塑，早已有不少社會學說涵蓋得巨細無遺，也一直吸引政商各界試圖實踐，加以挪用。但對於生活在今天高壓處境的香港巿民來說，運動員能夠對生命有所觸動之處，還是那沉著應戰的風範，胼手胝足、千錘百煉的歲月艱辛，以及堅持不懈下取得成就的可能──當兒童繪本漫畫將羊描述成有攻擊能力即是形同鼓吹暴力，當以言入罪的案例勢將不斷疊加延伸，當愈來愈多人認為此地不宜久留扶老攜幼避走他方；此時此刻，對於港人而言，無論是去是留，每一個艱苦中奮進的運動員故事，都顯得更為實用和貼地，值得為之喝采，也為之沉思。
事實上，相比起世界其他地方，香港運動員的處境實在不能用優越來形容，很多時候更是捉襟見肘，連踏進殿堂級比賽場地的運動衣著也可能要自行籌措張羅，更不要說短暫的運動員生涯結束後，生計如何得以維持。然而，人生在世原本也是匆匆數十載，在當中能夠找到一個讓人全心全意投入、不斷超越自己的目標，縱使說不上是終極關懷，也誠屬美事。當今天世代愈見昏暗，常常有理說不清，公義難尋；要繼續確信世上有公義，有憐憫，明知世界在崩壞，但起碼緊守自己的良知不致一併崩壞，背後的毅力與堅忍，也實在跟競技場上的體育精神，相互共鳴。
每屆奧運，世界各地不少教會組織都會安排在會場內外宣教。二次大戰前知名短跑運動員李愛銳（Eric Liddell）的事蹟，就經常出現於這些宣教活動的單張與信息之中。他在一九二四年的巴黎奧運會堅持主日不參賽，改為參與其他日子他並非最擅長的項目而最終奪標，故事至今仍然讓人津津樂道，連電影也拍了一齣，成了奧斯卡最佳電影之一。不過對教會群體而言，李愛銳後來的經歷跟他在運動場上的見證，也實在同等重要：包括他日後在中國宣教的努力，以至他在二戰期間在戰區服侍而被日軍俘虜；後來即使有機會被用作交換戰俘離開集中營，他仍然將機會留給其他人以繼續在營中的服侍，結果被迫勞動過度和營養不良，最後在營中病逝，終年四十三歲。要走完這樣的人生路，所靠的已遠不止於那植根於體育運動的德性。
回望聖經，有不少的記載與論述均有用上競賽比試的意境，無論是雅各在雅博渡口的摔跤，抑或保羅向之直奔的標竿。經文箇中的運動競賽意境，沒有停留在優勝劣敗的零和戲碼，也沒有延伸至民族驕傲的意識形態，卻將歷世歷代的讀者帶到更接近上主的屬靈境地──這位上主不是有求必應的「幸福音」之源，卻出現在每一個生命與信仰的關口，介入在其中。問題是，作為認識上主的基督徒，面對人生的一個個競賽般的關口，我們是否願意因著基督的緣故，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為他人的愛與義擺上更多，無論得時不得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