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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区国安法》立法至今超过十个月，条文内容超越我们过去对法律和人权的认知，影响什广。在新社会环境下，我们更需要以认真、谨慎的态度面对和认识《港区国安法》及内地《国家安全法》带来的影响。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在题为「国安法对信徒及教会的影响」的教会讲座中，就国家安全观的背景、新国家安全观的特点、各方对《港区国安法》的解读及误解，以及教会可能会面对的实际问题等几方面作分析及解说。他亦提到，纵然国家强调斗争精神，但作为信徒群体，面对身边肢体应保持真诚。

新国家安全观：具安全策略及斗争精神

张达明首先提到，2014年是国内制定《国家安全法》的重要年份，并非源于占中事件，而是因为当年国内重新对国家安全有一套清晰及明确的定位。他认为若要了解《港区国安法》，应从国家层面及其脉络来观察和理解，而非单从香港近几年所发生的社会运动来推断。

国家安全部部长陈文清曾发表一篇名为〈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中的指导地位〉之文章。当中提及，早在2014年4月15日第一次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个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而文章则形容习近平「以卓越的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宏大视野和战略思维，高瞻远瞩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被确立为国家安全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战略思想。」

新国家安全观有别于过去国家安全之论述，张达明分析，那是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针对政治安全方面，他解释，中央政府要以意识形态之安全为核心，并确立对香港和澳门的全面管治权。张达明重申，国家对港澳的全面管治权其实早在2014年已有提及，同年亦有国务院白皮书提及治港情况和全面管治等概念。

该文章又提到，在新形势下，国家应「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同时在另一场讲话中，习近平强调「要发挥斗争精神，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明确了新时代国家安全的基本策略。」张达明解释，在维护国家安全时，既要有实力较量，又要有安全策略，在防範化解国家安全问题时，亦要有斗争精神，此为国家对国家安全之定调。

新国家安全观提防互联网、宗教文化等渗透

在2014年5月初发布的《国家安全蓝皮书：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下称蓝皮书）指出，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整体稳定，但需特别提防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包括：西方国家文化霸权、网络讯息舆论的多元传播、宗教浸透等。张达明指，这研究是回看2013年对中国形势的研判，当中特别强调「非传统国家安全」的观念。

蓝皮书提到，「2013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广播、出版、影视文学、文学、教育等多种途径，推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中国生活方式、文化思潮，尤其是社会主义价值观构成严重威胁。」对宗教的形容则为：「宗教渗透对中国社会主义信仰认同构成威胁，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宗教渗透的方式更多样，範围更加广泛，手段更加隐蔽，公开与秘密举行，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及欺骗性。境外宗教渗透势力已经把触角伸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态势愈演愈烈。」张达明指出，纵然蓝皮书是由半官方机构提出，但从一脉相承的内容及发布的时间来看（2014年5月初），他推断这亦是官方默许的文件。

此后，2014年底中国提出《国家安全法（草案）》，并在2015年正式通过。而这《国家安全法》是为取缔1993年的同名法制，中央政府认为1993年的《国家安全法》难以适应新形势，故发展出一套创新的国家安全观，并强调非传统国家安全的观念。张达明补充，传统国家安全指军事威胁、武力等方面的安全问题，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念则包罗万有，包括互联网、宗教、文化、环境保护、医疗系统保障等不同层面。

去年七月，警察举紫旗警告喊港独口号人士，指他们疑触犯《港区国安法》。（Now新闻截图）

港区国安法不是因反修例事件而立

不同人对《港区国安法》的出现有不同理解，但张达明质疑部份说法未必准确，并尝试解释。其中有人觉得，2019年社会事件的出现引致《港区国安法》立法。张达明则指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回到上面提到的脉络和思路，国家早在2014年已定下了一系列政策，而港澳地区也包括在内，《港区国安法》立法是为配合新国家安全观。但他也提到，2019年的事情是否使相关政策加快推行，则需要留待更多研究和整合来判断。

亦有人认为，因为2003年香港《基本法》廿三条立法失败，中央在无计可施之下订立《港区国安法》，但张达明指此说亦经不起论证考验。从历史上来看，《基本法》颁布时间为1990年，比旧国家安全法（即1993年版）更早颁布。倘若新《国家安全法》（2014年版）比旧《国家安全法》不合时宜，中国更不会认为1990年所颁布的《基本法》能有效保障国家安全，因此张达明指「即使廿三条立法，其实配合2014年之改变，《港区国安法》早晚会立。」

张达明进一步解释《基本法》及新《国家安全法》的关系，并指出国家必须跳过《基本法》及《人权法》的保障以实行国家安全。「因为许多廿三条的範围未能涵盖（国家安全观），而廿三条基本上是用香港拥有《人权法》的框架来订立，若透过廿三条立法，就必须遵守香港《基本法》及《人权法》的保障，但这做不到（即不能涵盖）2014年的国家安全观。所以一定要国家直接立法，以致香港法院不能用《人权法》等其他保障，亦不能说（《港区国安法》）太严苛或违宪，因为那是国家立的。」 

维护国家安全是政治而非法律行为

《港区国安法》并非单单带来四类刑事罪行的改变，重点是要贯彻整体国家安全观。张达明引用《港区国安法》第九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和防範恐怖活动的工作。对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他解释香港政府作为一个监督和管理的角色，需要对学校（包括大学）、社会团体（包括教会）进行监察。他补充，纵然《港区国安法》并没有为国家安全下定义，但相信是指在新国家安全观下的国家安全，是包括非传统国家安全的观念，即文化、宗教等不同範畴。

张达明觉得不能用狭义逻辑理解国家安全，也指维护国家安全是极具政治性。「（《港区国安法》）对于我从《基本法》和《人权法》受训下的理解不同……你要维护国家安全，是很政治性，很政策性。但不是法律性，法律（在此情况下）只不过是工具。所以政治的角度是重要。」张达明分析，若然国家的方向不变，意识形态将会成为一个重要领域，但在「一国两制」下亦会带来令人「头痛」的处境，他相信国内仍在拿捏当中。不过在实际操作上，《港区国安法》会否与国内变得相同，还是保留分别？张达明表示，「如何发展我不敢说，但应该不会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差太远。部份细节或容许与国内有不同处理，若现阶段未有触及（红线）则让你继续做。可能我相信在宗教层面或会出现这情况，即短期内未必会有很大改变，但亦有许多未知。」

张达明亦说，不能简单判断某些行为有否违反《港区国安法》，因为整个国家安全观并非单单针对刑事行为。他指，以图书馆书本下架的事件为例，在审视下架的过程中，他认为政府毋须推至刑事层面、以《港区国安法》处理，即毋须控告作者及将书下架。倘若政府认为书本宣扬的信息与整体国家安全观违背，则可以使之不能继续流传。因此，不能从刑事层面判断违法与否，而是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及其意识形态之角度审视。

教会面对今天处境更需集体智慧

在《港区国安法》的政治压力下，张达明提到教会需思考的两个实际问题：一是教牧宣讲信息及信徒群体的言论空间。教会日后应否为此而自划红线，抑或继续举办不同活动呢？他举例，教会或会有人觉得无谓增加教会风险，应选择专注福音工作，免得影响其他事工；亦有人认为现阶段未有审查，不应自设红线。张达明表示，两者均不无道理，在面对今天处境更需要集体智慧，共同决定。除此之外，现时社会分化问题严重，教会亦有不同光谱和立场的人，教会在宣讲信息时应否引用社会问题作例，还是避免提及？教牧长执在这些问题上亦需取得平衡。二是教会资产问题。假若触犯《港区国安法》，不单个人面对被捕风险，教会更可能会被冻结资产。

香港发展到今天的处境，许多人都未能完全准备便需要面对。张达明分享，今天处境让他反思自己的信仰，「社会上许多人唉声叹气，许多人充满愤怒和仇恨，许多人感到无奈。我们信主的人，会仍旧同一心态？还是因耶稣的缘故，而make a difference？这需要大家重新思考我们是在信什么。」张达明坦言，自己在1986年信耶稣，在相对稳定的香港环境中成长，信仰未曾受社会处境而造成很大冲击，因此对圣经中的逼迫和苦难也仅是头脑上的理解。他鼓励大家重投圣经，探索当中的内容及智慧，认识自身信仰的意义。

有危则有机，张达明说，回看国家正强调的斗争精神，或会带来许多批斗和批判，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必然令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减低，「人的爱心会变得冷淡」。但他反问，作为信徒群体、上帝子民，能否超越上述处境？他冀望，基督徒会因为信仰的缘故，仍能保持真诚面对身边肢体，一如耶稣真诚地面对出卖他的犹大。张达明补充，「当信徒群体愿意如此行，那怕被他人出卖，我们是否都能无怨无悔？当我们如此行，在社会上的见证会很强。我相信在社会上不会有太多人（即使是非基督徒）喜欢活在互不信任的环境当中，无人喜欢日日惶恐。我们如何在当中实践爱呢？」张达明指，我们的实践能成为见证，什至让政权看到，「这才是国家安全最大的保障──有真正的爱。」他希望信徒面对难以扭转的处境时，仍要持守信仰。

张达明（左）指须从国家层面来理解《港区国安法》。（讲座直播截图）

是次讲座由元朗浸信会关心香港社会时局小组筹办，
于五月三十日在元朗浸信会举行，同时在YouTube上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