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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國安法》立法至今超過十個月，條文內容超越我們過去對法律和人權的認知，影響甚廣。在新社會環境下，我們更需要以認真、謹慎的態度面對和認識《港區國安法》及內地《國家安全法》帶來的影響。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在題為「國安法對信徒及教會的影響」的教會講座中，就國家安全觀的背景、新國家安全觀的特點、各方對《港區國安法》的解讀及誤解，以及教會可能會面對的實際問題等幾方面作分析及解說。他亦提到，縱然國家強調鬥爭精神，但作為信徒群體，面對身邊肢體應保持真誠。

新國家安全觀：具安全策略及鬥爭精神

張達明首先提到，2014年是國內制定《國家安全法》的重要年份，並非源於佔中事件，而是因為當年國內重新對國家安全有一套清晰及明確的定位。他認為若要了解《港區國安法》，應從國家層面及其脈絡來觀察和理解，而非單從香港近幾年所發生的社會運動來推斷。

國家安全部部長陳文清曾發表一篇名為〈牢固樹立總體國家安全觀在新時代國家安全工作中的指導地位〉之文章。當中提及，早在2014年4月15日第一次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個新的總體國家安全觀，而文章則形容習近平「以卓越的政治家和戰略家的宏大視野和戰略思維，高瞻遠矚地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這是我們黨歷史上第一個被確立為國家安全工作指導思想的重大戰略思想。」

新國家安全觀有別於過去國家安全之論述，張達明分析，那是強調「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針對政治安全方面，他解釋，中央政府要以意識形態之安全為核心，並確立對香港和澳門的全面管治權。張達明重申，國家對港澳的全面管治權其實早在2014年已有提及，同年亦有國務院白皮書提及治港情況和全面管治等概念。

該文章又提到，在新形勢下，國家應「建立集中統一、高效權威的國家安全領導體制」；同時在另一場講話中，習近平強調「要發揮鬥爭精神，既敢於鬥爭、又善於鬥爭，明確了新時代國家安全的基本策略。」張達明解釋，在維護國家安全時，既要有實力較量，又要有安全策略，在防範化解國家安全問題時，亦要有鬥爭精神，此為國家對國家安全之定調。

新國家安全觀提防互聯網、宗教文化等滲透

在2014年5月初發佈的《國家安全藍皮書：中國國家安全研究報告（2014）》（下稱藍皮書）指出，中國意識形態安全整體穩定，但需特別提防西方國家的民主輸出，包括：西方國家文化霸權、網絡訊息輿論的多元傳播、宗教浸透等。張達明指，這研究是回看2013年對中國形勢的研判，當中特別強調「非傳統國家安全」的觀念。

藍皮書提到，「2013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通過廣播、出版、影視文學、文學、教育等多種途徑，推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對中國生活方式、文化思潮，尤其是社會主義價值觀構成嚴重威脅。」對宗教的形容則為：「宗教滲透對中國社會主義信仰認同構成威脅，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宗教滲透的方式更多樣，範圍更加廣泛，手段更加隱蔽，公開與祕密舉行，具有很強的煽動性及欺騙性。境外宗教滲透勢力已經把觸角伸向社會各個領域，滲透態勢愈演愈烈。」張達明指出，縱然藍皮書是由半官方機構提出，但從一脈相承的內容及發佈的時間來看（2014年5月初），他推斷這亦是官方默許的文件。

此後，2014年底中國提出《國家安全法（草案）》，並在2015年正式通過。而這《國家安全法》是為取締1993年的同名法制，中央政府認為1993年的《國家安全法》難以適應新形勢，故發展出一套創新的國家安全觀，並強調非傳統國家安全的觀念。張達明補充，傳統國家安全指軍事威脅、武力等方面的安全問題，非傳統國家安全觀念則包羅萬有，包括互聯網、宗教、文化、環境保護、醫療系統保障等不同層面。

去年七月，警察舉紫旗警告喊港獨口號人士，指他們疑觸犯《港區國安法》。（Now新聞截圖）

港區國安法不是因反修例事件而立

不同人對《港區國安法》的出現有不同理解，但張達明質疑部份說法未必準確，並嘗試解釋。其中有人覺得，2019年社會事件的出現引致《港區國安法》立法。張達明則指事實並非如此，因為回到上面提到的脈絡和思路，國家早在2014年已定下了一系列政策，而港澳地區也包括在內，《港區國安法》立法是為配合新國家安全觀。但他也提到，2019年的事情是否使相關政策加快推行，則需要留待更多研究和整合來判斷。

亦有人認為，因為2003年香港《基本法》廿三條立法失敗，中央在無計可施之下訂立《港區國安法》，但張達明指此說亦經不起論證考驗。從歷史上來看，《基本法》頒佈時間為1990年，比舊國家安全法（即1993年版）更早頒佈。倘若新《國家安全法》（2014年版）比舊《國家安全法》不合時宜，中國更不會認為1990年所頒佈的《基本法》能有效保障國家安全，因此張達明指「即使廿三條立法，其實配合2014年之改變，《港區國安法》早晚會立。」

張達明進一步解釋《基本法》及新《國家安全法》的關係，並指出國家必須跳過《基本法》及《人權法》的保障以實行國家安全。「因為許多廿三條的範圍未能涵蓋（國家安全觀），而廿三條基本上是用香港擁有《人權法》的框架來訂立，若透過廿三條立法，就必須遵守香港《基本法》及《人權法》的保障，但這做不到（即不能涵蓋）2014年的國家安全觀。所以一定要國家直接立法，以致香港法院不能用《人權法》等其他保障，亦不能說（《港區國安法》）太嚴苛或違憲，因為那是國家立的。」 

維護國家安全是政治而非法律行為

《港區國安法》並非單單帶來四類刑事罪行的改變，重點是要貫徹整體國家安全觀。張達明引用《港區國安法》第九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加強維護國家安全和防範恐怖活動的工作。對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涉及國家安全的事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應當採取必要措施，加強宣傳、指導、監督和管理」，他解釋香港政府作為一個監督和管理的角色，需要對學校（包括大學）、社會團體（包括教會）進行監察。他補充，縱然《港區國安法》並沒有為國家安全下定義，但相信是指在新國家安全觀下的國家安全，是包括非傳統國家安全的觀念，即文化、宗教等不同範疇。

張達明覺得不能用狹義邏輯理解國家安全，也指維護國家安全是極具政治性。「（《港區國安法》）對於我從《基本法》和《人權法》受訓下的理解不同……你要維護國家安全，是很政治性，很政策性。但不是法律性，法律（在此情況下）只不過是工具。所以政治的角度是重要。」張達明分析，若然國家的方向不變，意識形態將會成為一個重要領域，但在「一國兩制」下亦會帶來令人「頭痛」的處境，他相信國內仍在拿捏當中。不過在實際操作上，《港區國安法》會否與國內變得相同，還是保留分別？張達明表示，「如何發展我不敢說，但應該不會與總體國家安全觀相差太遠。部份細節或容許與國內有不同處理，若現階段未有觸及（紅線）則讓你繼續做。可能我相信在宗教層面或會出現這情況，即短期內未必會有很大改變，但亦有許多未知。」

張達明亦說，不能簡單判斷某些行為有否違反《港區國安法》，因為整個國家安全觀並非單單針對刑事行為。他指，以圖書館書本下架的事件為例，在審視下架的過程中，他認為政府毋須推至刑事層面、以《港區國安法》處理，即毋須控告作者及將書下架。倘若政府認為書本宣揚的信息與整體國家安全觀違背，則可以使之不能繼續流傳。因此，不能從刑事層面判斷違法與否，而是從總體國家安全觀及其意識形態之角度審視。

教會面對今天處境更需集體智慧

在《港區國安法》的政治壓力下，張達明提到教會需思考的兩個實際問題：一是教牧宣講信息及信徒群體的言論空間。教會日後應否為此而自劃紅線，抑或繼續舉辦不同活動呢？他舉例，教會或會有人覺得無謂增加教會風險，應選擇專注福音工作，免得影響其他事工；亦有人認為現階段未有審查，不應自設紅線。張達明表示，兩者均不無道理，在面對今天處境更需要集體智慧，共同決定。除此之外，現時社會分化問題嚴重，教會亦有不同光譜和立場的人，教會在宣講信息時應否引用社會問題作例，還是避免提及？教牧長執在這些問題上亦需取得平衡。二是教會資產問題。假若觸犯《港區國安法》，不單個人面對被捕風險，教會更可能會被凍結資產。

香港發展到今天的處境，許多人都未能完全準備便需要面對。張達明分享，今天處境讓他反思自己的信仰，「社會上許多人唉聲嘆氣，許多人充滿憤怒和仇恨，許多人感到無奈。我們信主的人，會仍舊同一心態？還是因耶穌的緣故，而make a difference？這需要大家重新思考我們是在信甚麼。」張達明坦言，自己在1986年信耶穌，在相對穩定的香港環境中成長，信仰未曾受社會處境而造成很大衝擊，因此對聖經中的逼迫和苦難也僅是頭腦上的理解。他鼓勵大家重投聖經，探索當中的內容及智慧，認識自身信仰的意義。

有危則有機，張達明說，回看國家正強調的鬥爭精神，或會帶來許多批鬥和批判，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必然令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減低，「人的愛心會變得冷淡」。但他反問，作為信徒群體、上帝子民，能否超越上述處境？他冀望，基督徒會因為信仰的緣故，仍能保持真誠面對身邊肢體，一如耶穌真誠地面對出賣祂的猶大。張達明補充，「當信徒群體願意如此行，那怕被他人出賣，我們是否都能無怨無悔？當我們如此行，在社會上的見證會很強。我相信在社會上不會有太多人（即使是非基督徒）喜歡活在互不信任的環境當中，無人喜歡日日惶恐。我們如何在當中實踐愛呢？」張達明指，我們的實踐能成為見證，甚至讓政權看到，「這才是國家安全最大的保障──有真正的愛。」他希望信徒面對難以扭轉的處境時，仍要持守信仰。

張達明（左）指須從國家層面來理解《港區國安法》。（講座直播截圖）

是次講座由元朗浸信會關心香港社會時局小組籌辦，
於五月三十日在元朗浸信會舉行，同時在YouTube上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