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肺炎疫情第四波转趋严峻，除了过去种种严厉防疫措施──例如学校停止面授教学、公务员家居工作等──需要重新实施，还有特区政府推出的手机应用程式「安心出行」，现阶段强制食肆登记并张贴二维码，供顾客以程式扫描来记录行踪，以便日后有需要时追查传播情况，并要求密切接触者检疫；政府且不排除，日后有需要时，会强制全港巿民在智能手机安装此程式。这个程式，手机机主无法得知被记录的资讯内容，舆论关心当局会否过度取用手机资料。此外，一开始「崇拜场所」被列入场地登记选项，虽非强制宗教场所登记和张贴二维码，却已经引起教会群体关注和议论，除了会友私隐能否得到保障，更担心措施会否成为日后宗教自由被收紧的第一步。
要对抗疫情，总需要更多巿民的付出，然而巿民也实在有需要得知要付出的是什么，来加以权衡。以记录行踪为例，鼓励巿民自行记录，以便有需要时用作追踪病毒传播，是一回事；将行踪交托一个自己的无法信任的程式，是另一回事。特区政府在立法会民主派总辞离任前回答质询时表示，程式经独立第三方评估，确保符合保障私隐法例的规定。然而，当民间对政府信任度早已低处未算低，面对一个连储了什么资料机主也无法得知的程式，要清晰确定自己在这项抗疫措施会付出什么私隐代价，实在无从谈起。
另一方面，对香港教会群体而言，放眼内地，今天的政权对教会的管控和打压不断加强，昔日的文革式迫害仍历历在目；即使《基本法》明言保障本地宗教自由，当《港区国安法》划破权力制衡后，过去那无法无天的历史会否由一个追踪会友的二维码开始，在香港重蹈覆辙，自然备受信徒教牧所关注。当然，一个既不属乎圣礼，又无涉教义的二维码，会否成为教会分化之源，问题重心并不在于信仰上的思辩与共识，而在于教会的安排能否顾及不同会友的想法与忧虑，容让大家的想法和做法都有一个合情合理的空间来得以安顿。
必须指出，今时今日的香港，已走进一个自保时代。对于继续留在这个城巿的巿民来说，当权力分立渐次消失，自由空间愈见收窄，制度在保障人权方面似乎愈来愈难寄以信任，如何靠公民社会自己的力量和判断来自保、避险，以至抗衡，就成为愈来愈多人的自然选项之一，态度且斩钉截铁，绝不含糊──这份社会态度，在立法会民主派议员总辞中得见，也在有线新闻的员工总辞中得见；某程度上，在近年的离堂会现象以至「有信仰无宗教」的群体之中，其实也能得见。「安心出行」二维码和程式会为教会群体（以至其他公民社会成员）带来什么冲击，造成什么人员流转，在现今其他疫情限聚措施的影响下，或许尚待观察；但无论如何，这肯定不会让基督的爱与我们隔绝，也不会改变众人在乱世中对信仰的倚靠，无论身在何处。问题是，教会的管理层能否看清楚这一点，作出合情合理的判断，不让安息日变成人的主？（可二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