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集体总辞，抗议四名议员被即时撤销资格（DQ），在香港史无前例。站在政治光谱的不同位置来看待事件，评价或会不一。然而，事件确实标志着香港人数十年来，在立法议会内循序渐进争取民主的进程，因应当权者近年以一个又一个的「人大决定」凌驾既有特区法律，终于在九七主权移交后廿三年戛然而止，这不啻是香港社会发展的一大倒退。至于去年「变天」的区议会，面对行政机关不断在行政上和资源上加限设障，在议会占大多数的数百名非建制议员只能负隅顽抗。
当法治被视为展现权力的统治工具，官民之间的沟通意愿就难言双向，而变得更着重由上而下的单向宣示。这也某程度解释了北京「全面管治权」一说自二○一四年出现以来，香港巿民的多方诉求──由雨伞运动要求落实《基本法》普选条文的「我要真普选」，到反修例运动的五大诉求──特区政府常常显得逃避、冷漠和无动于衷，结果进一步激化民愤。此时此刻，立法机关的制衡力量进一步失效，议事厅的异见声音又几尽消失，难以盛载社会现存的种种矛盾来加以疏理，今后香港局势的变化速度，难免更加暴烈难料。与此同时，民间社会若要透过种种行动来处理问题，代价愈见高昂，空间亦会大为萎缩，即使在年宵花巿投一个档摊，以和平方式分享理念，亦会被当局横加阻挠。
今时今日，港人要维护香港社会多年发展所珍视的自由、人权与民主等核心价值，已愈来愈难从制度上得到匡助和保障。于此，在制度以外，民间社会的角色只会更形重要。尤其是当权力分立的制衡失效，导致人性阴暗面失去控制如同水银泻地般蔓延，民间社会往往就成为保存良知记忆以及守望相助的小小空间──由家庭到社区，由校园到社会服务中心，由巿场到办公室，由运动场到郊野公园，在在都是守望相助的空间，值得点滴珍惜，聚沙成塔。
至于教会，作为民间社会的重要一员，自然也有不容妄自菲薄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这个角色并不是由制度环境、社会大势和学术理论所赋予。由大使命到大诫命，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是为着上主的使命，口传身传，活出主道，无论得时不得时。这不是因为教会的作为有多好多伟大，事实上在信徒教牧当中，软弱的也不少；而是因为我们可以倚靠耶稣基督，承认软弱，面对罪性，见证公义而不自义，分享怜悯而不自怜。我们深信，这才是被神所爱的世人要得享真福的基础，由掌权贵胄到贩夫走卒，普世皆然。
「维多利亚城愈来愈繁荣，将会成为各种重大变革的根源，在香港的正或邪，都会以倍数增加，如果香港是腐败的话，它的影响将既深且远。这个城市应要走另一个方向，我们应将它推向另一个方向。」（裨治文 [Elijah C. Bridgman]，美部会宣教士，一八四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