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集體總辭，抗議四名議員被即時撤銷資格（DQ），在香港史無前例。站在政治光譜的不同位置來看待事件，評價或會不一。然而，事件確實標誌著香港人數十年來，在立法議會內循序漸進爭取民主的進程，因應當權者近年以一個又一個的「人大決定」凌駕既有特區法律，終於在九七主權移交後廿三年戛然而止，這不啻是香港社會發展的一大倒退。至於去年「變天」的區議會，面對行政機關不斷在行政上和資源上加限設障，在議會佔大多數的數百名非建制議員只能負隅頑抗。
當法治被視為展現權力的統治工具，官民之間的溝通意願就難言雙向，而變得更著重由上而下的單向宣示。這也某程度解釋了北京「全面管治權」一說自二○一四年出現以來，香港巿民的多方訴求──由雨傘運動要求落實《基本法》普選條文的「我要真普選」，到反修例運動的五大訴求──特區政府常常顯得逃避、冷漠和無動於衷，結果進一步激化民憤。此時此刻，立法機關的制衡力量進一步失效，議事廳的異見聲音又幾盡消失，難以盛載社會現存的種種矛盾來加以疏理，今後香港局勢的變化速度，難免更加暴烈難料。與此同時，民間社會若要透過種種行動來處理問題，代價愈見高昂，空間亦會大為萎縮，即使在年宵花巿投一個檔攤，以和平方式分享理念，亦會被當局橫加阻撓。
今時今日，港人要維護香港社會多年發展所珍視的自由、人權與民主等核心價值，已愈來愈難從制度上得到匡助和保障。於此，在制度以外，民間社會的角色只會更形重要。尤其是當權力分立的制衡失效，導致人性陰暗面失去控制如同水銀瀉地般蔓延，民間社會往往就成為保存良知記憶以及守望相助的小小空間──由家庭到社區，由校園到社會服務中心，由巿場到辦公室，由運動場到郊野公園，在在都是守望相助的空間，值得點滴珍惜，聚沙成塔。
至於教會，作為民間社會的重要一員，自然也有不容妄自菲薄的角色；更重要的，是這個角色並不是由制度環境、社會大勢和學術理論所賦予。由大使命到大誡命，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是為著上主的使命，口傳身傳，活出主道，無論得時不得時。這不是因為教會的作為有多好多偉大，事實上在信徒教牧當中，軟弱的也不少；而是因為我們可以倚靠耶穌基督，承認軟弱，面對罪性，見證公義而不自義，分享憐憫而不自憐。我們深信，這才是被神所愛的世人要得享真福的基礎，由掌權貴冑到販夫走卒，普世皆然。
「維多利亞城愈來愈繁榮，將會成為各種重大變革的根源，在香港的正或邪，都會以倍數增加，如果香港是腐敗的話，它的影響將既深且遠。這個城市應要走另一個方向，我們應將它推向另一個方向。」（裨治文 [Elijah C. Bridgman]，美部會宣教士，一八四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