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坛讯】有鑑于宗教文化的急速变化，数个学术机构于十月廿三日至十月卅一日期间，举办了一场国际会议，探讨宗教文化改变的成因和影响，当中亦有论及香港处境的部份。在第一日的首场会议中，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候选人黎恩灏、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副总干事蒲锦昌牧师及中国神学研究院神学科教授雷竞业博士分享他们关于香港社会运动和宗教间关系的研究。黎恩灏引述他于反修例运动初期的问卷调查结果，指出积极参与社会的基督徒中，其政治身份及宗教身份均对社会参与有直接影响。而蒲锦昌则尝试探讨基督徒及教会参与反修例运动带来的影响，指出牧者的参与为运动提供了道德正当性（moral legitimacy），亦为运动强化了非暴力的特质。雷竞业则从历史角度，探讨自十九世纪以来，香港教会在社会角色上的转变。
参与信徒对教会领袖于社运角色有所期望
黎恩灏在反修例运动初期（二○一九年七月至十月），以问卷方式访问了769名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基督徒。他指出其受访者大多曾参与反修例运动，而当中的政治取向以温和民主派为主，占整体约62%。有关受访者参与反修例运动的动机，黎恩灏指出可大致分为两大类，其一为他们对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及公民责任，而第二类为他们的政治判断，包括对政府回应诉求的态度、对六月十二日事件的看法及对中国内地司法制度的不满。同时，黎恩灏认为这些基督徒对于法治的理解，也影响了他们对于抗争手法的理解，因认为法律的作用为以法达义的人占了近60%，但认为香港法治能够达致以法达义的只有少于10%，故此差距或驱使这些基督徒虽然对于部份抗争手法持不确定或反对意见，但整体对于反修例运动的五大诉求都是支持的。
从其宗教身份而言，黎恩灏发现超过60%的受访者曾参与反修例的祈祷会，而参与者的主要动机有四项，分别是：在社会作见证、认为祈祷会是对反修例运动的参与及支持、相信神会聆听，以及完成基督徒的责任。而当中有近70%的受访者认为祈祷会能够作为一种抗争的形式，故黎恩灏认为祈祷会在受访者的眼中不只有超越的属灵作用，更有社会参与的策略性作用，例如纾解警察和群众间的张力，或强调抗争中和平非暴力的特征，以上这两项都有超过50%的受访者认为祈祷会具备此作用，故研究能够总结出祈祷会在社会运动中不只有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作用，更有策略性（strategic）的作用。
同时，黎恩灏看见受访者对于教会领袖有相当期望，包括发声、保护前线示威者，以及和政府官员对话从而纾缓当中张力；他以先知、牧者与调停者来形容受访者对于教会领袖的期望。相对地，对于保持中立以维护教会合一，有近45%的受访者认为并不重要，这反映了积极参与运动的基督徒有一定的价值优次，而对于牧者体现这些价值有显着的期望。黎恩灏分享题目为「认识基督徒行动主义的运动文化及法律文化：香港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示威的个案」（Understanding the Movement Culture and Legal Culture in Christian Activism: The Case of Anti-Extradition Protest in Hong Kong）。
逾八成受访者表示于示威场地举办祈祷会的功能为求神保护示威者，约六成认为是纾缓警察与群众间的张力。（会议截图）
基督教为社会运动赋予道德正当性
蒲锦昌以「反抗与和平：香港基督教会和基督徒于反修例运动的参与」（Resistance and Peace: The involvement of Hong Kong Christian Churches and Christians in the Anti-extradition Bill Movement）为题，探讨基督徒于反修例运动的参与。他认为基督徒在香港社会中有一定影响力，因为基督宗教的人数有约120万人，纵使对比总宗教人数依然是少数，但稳定的聚会和资讯共享都成为他们社会影响力的来源。而在反修例运动中，能够看见个体基督徒于运动中有不同回应，例如有人以圣公会人的身份去游行，纵使圣公会教会自身并没有反对《逃犯条例》的回应；同时，祈祷会有多人出席；亦有教牧及学者如朱耀明和邢福增进行公开发言，而个别小型教会的教牧亦有发起行动，例如陈凯兴传道的「守护孩子」行动。
综合反修例运动中基督徒的各种参与，蒲锦昌认为虽然大多并未以教会的名义进行，但能够看见基督徒于运动中，以个人身份投身社会运动，而基督徒的支持，为社会运动提供了道德正当性，因为过往基督徒均投身于社会服务、教育、医疗服务等行列，牧者在大众的眼中被视为道德权威，当牧者穿上牧师服走进抗争现场去祈祷或唱诗时，他们的同在，会让大众感到运动的正当性被强化。同时，蒲锦昌以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为例，指此诗歌于去年六月的祈祷会中，平静了示威者的情绪，让和平非暴力的理念能够实践至运动当中。
年轻一辈更积极于社会见证信仰
透过历史，雷竞业希望回顾香港的政教关系，从不同事件中梳理华人教会对于政教分离的理解，以及当中的实质参与。雷竞业提出英国管治香港时，属基督教文化背景的英国给予教会很多优势，如圣公会的主教曾受薪于殖民地政府，而在十九世纪，英国亦积极支持教会去发展教育以及社会服务，一方面政府能间接地处理社会问题，一方面教会在教育的过程中也能进行福音工作，在过程中双方均能够受益。
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宣教士来港建立福音派教会，同时提供非政府资助的社会服务。但自一九六○年起，内地的难民潮中大多为年轻人，港英政府希望教育内地来的难民，因而帮助教会去建立学校并资助教会办学。雷竞业形容这时代的教会是政府可信任的盟友（reliable alliance），政教有更多的合作，因为教会视共产思想为无神的思想体系，同样害怕共产政权将香港收回。雷竞业指出华人教会在处理政教分离的问题中，没有视这种合作的模式为违反政教分离的原则，因为他们并没有指示（command）政府，仅仅是从中获取利益，而最后亦成就了福音工作，故基督徒对于当初的合作模式不多批评。
雷竞业形容七十年代有重大的改变，因为过去战后婴儿潮的出生者可称为教会的关键意见领袖（key opinion leader），他们出生于香港而对于香港有归属感，渴望成为香港整体的牧者；同时，斯托得（John Stott）和《洛桑信约》等福音派资源，都让那时的教会建立对于社会的关注，从郭乃弘牧师及蔡元云医生的参与都反映了他们对于社会的关注，并希望透过服务社会让社会作出改变。雷竞业认为九七回归亦可算是教会增强社会关注的其中一项原因，因为有部份基督徒认为回归中国的事件，是让福音传入中国并改变中国的契机，故有部份基督徒对于社会采取更积极的态度。
回到现时的香港状况，雷竞业看见现时的年轻人和战后婴儿潮出生的港人有截然不同的经历，例如过去的中国较为积弱，但现今的年轻人看见的是强权的中国，故对于中国的情况难以同情，没有对于中国的浪漫情怀，故相对于中国，他们更视香港为自己的家园，对于中国干涉香港的政治感到抗拒。另外，由于有更多神学院老师从外国回流，对于巴特、潘霍华、莫特曼等神学家有更多认识，而这些西方神学成为了年轻一辈的神学传统，在神学上更积极于在社会见证信仰。这两项因素均是过去雨伞运动以及反修例运动中，推动年轻人反抗的原因。雷竞业的讲题为「分离或参与？香港福音派教会对教会于社会角色转变中的认知」（Separation or Engagement?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the Role of the Church in Society in the Evangelical Churches in Hong Kong）。
是次会议由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和乔治亚大学神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合办，名为「急速宗教文化改变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apid Religious Cultural Change"），共分四日进行，分别是十月廿三、廿四、三十、卅一日。会议以英语主讲，在网上进行，不需报名费用，报名及详情可浏览https://rel.hkbu.edu.hk/activities/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rapid-religious-cultural-chan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