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論壇訊】有鑑於宗教文化的急速變化，數個學術機構於十月廿三日至十月卅一日期間，舉辦了一場國際會議，探討宗教文化改變的成因和影響，當中亦有論及香港處境的部份。在第一日的首場會議中，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候選人黎恩灝、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副總幹事蒲錦昌牧師及中國神學研究院神學科教授雷競業博士分享他們關於香港社會運動和宗教間關係的研究。黎恩灝引述他於反修例運動初期的問卷調查結果，指出積極參與社會的基督徒中，其政治身份及宗教身份均對社會參與有直接影響。而蒲錦昌則嘗試探討基督徒及教會參與反修例運動帶來的影響，指出牧者的參與為運動提供了道德正當性（moral legitimacy），亦為運動強化了非暴力的特質。雷競業則從歷史角度，探討自十九世紀以來，香港教會在社會角色上的轉變。
參與信徒對教會領袖於社運角色有所期望
黎恩灝在反修例運動初期（二○一九年七月至十月），以問卷方式訪問了769名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基督徒。他指出其受訪者大多曾參與反修例運動，而當中的政治取向以溫和民主派為主，佔整體約62%。有關受訪者參與反修例運動的動機，黎恩灝指出可大致分為兩大類，其一為他們對於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及公民責任，而第二類為他們的政治判斷，包括對政府回應訴求的態度、對六月十二日事件的看法及對中國內地司法制度的不滿。同時，黎恩灝認為這些基督徒對於法治的理解，也影響了他們對於抗爭手法的理解，因認為法律的作用為以法達義的人佔了近60%，但認為香港法治能夠達致以法達義的只有少於10%，故此差距或驅使這些基督徒雖然對於部份抗爭手法持不確定或反對意見，但整體對於反修例運動的五大訴求都是支持的。
從其宗教身份而言，黎恩灝發現超過60%的受訪者曾參與反修例的祈禱會，而參與者的主要動機有四項，分別是：在社會作見證、認為祈禱會是對反修例運動的參與及支持、相信神會聆聽，以及完成基督徒的責任。而當中有近70%的受訪者認為祈禱會能夠作為一種抗爭的形式，故黎恩灝認為祈禱會在受訪者的眼中不只有超越的屬靈作用，更有社會參與的策略性作用，例如紓解警察和群眾間的張力，或強調抗爭中和平非暴力的特徵，以上這兩項都有超過50%的受訪者認為祈禱會具備此作用，故研究能夠總結出祈禱會在社會運動中不只有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作用，更有策略性（strategic）的作用。
同時，黎恩灝看見受訪者對於教會領袖有相當期望，包括發聲、保護前線示威者，以及和政府官員對話從而紓緩當中張力；他以先知、牧者與調停者來形容受訪者對於教會領袖的期望。相對地，對於保持中立以維護教會合一，有近45%的受訪者認為並不重要，這反映了積極參與運動的基督徒有一定的價值優次，而對於牧者體現這些價值有顯著的期望。黎恩灝分享題目為「認識基督徒行動主義的運動文化及法律文化：香港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示威的個案」（Understanding the Movement Culture and Legal Culture in Christian Activism: The Case of Anti-Extradition Protest in Hong Kong）。
逾八成受訪者表示於示威場地舉辦祈禱會的功能為求神保護示威者，約六成認為是紓緩警察與群眾間的張力。（會議截圖）
基督教為社會運動賦予道德正當性
蒲錦昌以「反抗與和平：香港基督教會和基督徒於反修例運動的參與」（Resistance and Peace: The involvement of Hong Kong Christian Churches and Christians in the Anti-extradition Bill Movement）為題，探討基督徒於反修例運動的參與。他認為基督徒在香港社會中有一定影響力，因為基督宗教的人數有約120萬人，縱使對比總宗教人數依然是少數，但穩定的聚會和資訊共享都成為他們社會影響力的來源。而在反修例運動中，能夠看見個體基督徒於運動中有不同回應，例如有人以聖公會人的身份去遊行，縱使聖公會教會自身並沒有反對《逃犯條例》的回應；同時，祈禱會有多人出席；亦有教牧及學者如朱耀明和邢福增進行公開發言，而個別小型教會的教牧亦有發起行動，例如陳凱興傳道的「守護孩子」行動。
綜合反修例運動中基督徒的各種參與，蒲錦昌認為雖然大多並未以教會的名義進行，但能夠看見基督徒於運動中，以個人身份投身社會運動，而基督徒的支持，為社會運動提供了道德正當性，因為過往基督徒均投身於社會服務、教育、醫療服務等行列，牧者在大眾的眼中被視為道德權威，當牧者穿上牧師服走進抗爭現場去祈禱或唱詩時，他們的同在，會讓大眾感到運動的正當性被強化。同時，蒲錦昌以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為例，指此詩歌於去年六月的祈禱會中，平靜了示威者的情緒，讓和平非暴力的理念能夠實踐至運動當中。
年輕一輩更積極於社會見證信仰
透過歷史，雷競業希望回顧香港的政教關係，從不同事件中梳理華人教會對於政教分離的理解，以及當中的實質參與。雷競業提出英國管治香港時，屬基督教文化背景的英國給予教會很多優勢，如聖公會的主教曾受薪於殖民地政府，而在十九世紀，英國亦積極支持教會去發展教育以及社會服務，一方面政府能間接地處理社會問題，一方面教會在教育的過程中也能進行福音工作，在過程中雙方均能夠受益。
二次世界大戰後，大批宣教士來港建立福音派教會，同時提供非政府資助的社會服務。但自一九六○年起，內地的難民潮中大多為年輕人，港英政府希望教育內地來的難民，因而幫助教會去建立學校並資助教會辦學。雷競業形容這時代的教會是政府可信任的盟友（reliable alliance），政教有更多的合作，因為教會視共產思想為無神的思想體系，同樣害怕共產政權將香港收回。雷競業指出華人教會在處理政教分離的問題中，沒有視這種合作的模式為違反政教分離的原則，因為他們並沒有指示（command）政府，僅僅是從中獲取利益，而最後亦成就了福音工作，故基督徒對於當初的合作模式不多批評。
雷競業形容七十年代有重大的改變，因為過去戰後嬰兒潮的出生者可稱為教會的關鍵意見領袖（key opinion leader），他們出生於香港而對於香港有歸屬感，渴望成為香港整體的牧者；同時，斯托得（John Stott）和《洛桑信約》等福音派資源，都讓那時的教會建立對於社會的關注，從郭乃弘牧師及蔡元雲醫生的參與都反映了他們對於社會的關注，並希望透過服務社會讓社會作出改變。雷競業認為九七回歸亦可算是教會增強社會關注的其中一項原因，因為有部份基督徒認為回歸中國的事件，是讓福音傳入中國並改變中國的契機，故有部份基督徒對於社會採取更積極的態度。
回到現時的香港狀況，雷競業看見現時的年輕人和戰後嬰兒潮出生的港人有截然不同的經歷，例如過去的中國較為積弱，但現今的年輕人看見的是強權的中國，故對於中國的情況難以同情，沒有對於中國的浪漫情懷，故相對於中國，他們更視香港為自己的家園，對於中國干涉香港的政治感到抗拒。另外，由於有更多神學院老師從外國回流，對於巴特、潘霍華、莫特曼等神學家有更多認識，而這些西方神學成為了年輕一輩的神學傳統，在神學上更積極於在社會見證信仰。這兩項因素均是過去雨傘運動以及反修例運動中，推動年輕人反抗的原因。雷競業的講題為「分離或參與？香港福音派教會對教會於社會角色轉變中的認知」（Separation or Engagement?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the Role of the Church in Society in the Evangelical Churches in Hong Kong）。
是次會議由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和喬治亞大學神學人類學研究中心合辦，名為「急速宗教文化改變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apid Religious Cultural Change"），共分四日進行，分別是十月廿三、廿四、三十、卅一日。會議以英語主講，在網上進行，不需報名費用，報名及詳情可瀏覽https://rel.hkbu.edu.hk/activities/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rapid-religious-cultural-chan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