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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柝声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内地其中一位着名的教会领袖，世人对他的评价争议什多。他如何于当时泛政治化环境中自处，是不少信徒感兴趣的议题。十月十六日，荣光敬拜事工邀得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教授邢福增博士，探讨倪柝声当时如何活出见证。

顺服政权的底线

邢福增提到，倪柝声不太关心社会及政治，认为现实世界是一个堕落的世界，而神的心意就是要审判世界。一切国家、社会问题，全都出于人的罪。故此，基督徒只需关心属灵的事，不需「摸」（关心）政治。在一九三六年，倪柝声曾就社会、政治发表一篇文章。文章将一切国家、社会问题约化为「人有罪」，故此不能订立好制度。即使制度是好，但人是坏的，也不得好结果。故此，基督徒面对社会、国家，应该参照耶稣基督的榜样。倪柝声亦认为，耶稣道成肉身，完成了对付罪的工作，拯救人脱离罪，并使人得着新生命，全是在解决属灵问题，并无触碰政治问题。基于基督徒「只作基督所作的工作」，所以只关心「个人得救」及「使人属灵」两个範畴已足够，这就是基督徒的唯一使命。

对于现实世界，倪柝声则以「又大又破旧的船」作比喻。因船会随时沉没，所以基督徒应把重点放在「救人」方面，不理社会。当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新天新地将会取代旧天地旧世界，一切问题自会迎刃而解，故此基督徒的盼望就是等候主再来。面对其他人质疑不应对国家、人民受欺压置之不理，倪柝声坚信只要人得救，自然会对社会有益，进而影响整个国家。

在国共内战期间，倪柝声亦有教导信徒只要掌政者不反对他们事奉神，就应祝福政权。对于如何看待政府，他则从权柄的角度出发，认为世上一切权柄，包括政府的权柄，都是从上主而来，而所有政府、官员皆是由神设定的，这些官员就是代表了神的权柄。他亦引用罗马书十三章1至7节，表明要顺服地上的政权，不能抵挡。

不过邢福增指出，倪柝声相信「顺服」与「听从」是不同的。前者是绝对的、由心而发的；后者则是相对的、行为上的。当神与政府之间有张力，即使要完全顺服政权，但当政府所作之事违反信仰原则，就可以只是有限地听从。邢福增认为，倪柝声某程度上认为顺服是有底线的。

基督徒的社会主义

对于社会结构性的罪恶，一九四八年九月，倪柝声提出「基督徒的社会主义」。他认同社会存在不公，但地上教会的责任在于领人归主。只要主再来，所有社会问题都会被解决。他进一步指出，信仰中既有个人的福音，也有社会的福音，首先是让社会上的人灵魂得救，到了主第二次再来，社会也会得救。

倪柝声又认为，共产党凡物公用的主张，其实出自使徒行传，不过因共产党「没有神的生命」，所以难以实行。若由共产党教导信徒何谓凡物公用，更是基督徒的「羞耻」。故此，他曾提出一个福音移民计划，鼓励部份信徒前往未有聚会处的地方开荒，并实施凡物公用模式，借此将福音传到偏远地方。倪柝声相信，只要基督徒贯彻实行，就能体现社会主义的精神。

到了中共建国后，倪柝声虽然一度南下香港避开战乱，有朋友亦力劝他不要回大陆，但因倪柝声认为他有责任照顾内地众教会，与他们站在一起，所以他还是在一九五○年返回中国。面对新的政治形势，倪柝声有意团结属灵派，促成合一。

倪柝声一直认为，一个地方应该只有一家教会，而地方教会（基督徒聚会处）就是各地唯一的正统教会。他期望利用他的教会观，接触其他属灵派教会，「把他们变过来，得着他们。」换言之，倪柝声希望其他教会「加盟」他所创办的基督徒聚会处。虽然有教会因此而并入基督徒聚会处，但情况并不普遍。倪柝声也曾提出，只要全体中国基督徒为福音摆上，就可以「把全中国打下来」，意思是将福音传遍中国。虽然倪柝声的行动是从信仰的角度出发，但在中共眼中，只是反映他颇具野心。

面对三自运动的立场转变

一九五○年七月，吴耀宗发表《三自宣言》（下称《宣言》），获得中共支持，被视为基督徒的爱国运动。换言之，若有教会不支持，就会被视为「不爱国」。因此，很多西方差会建立的教会都有表达支持。两个月后，倪柝声撰文表明立场，对《宣言》持保留态度，并将讯息传达至各地聚会处负责人，一致采取「不听，不信，不传」的态度。邢福增指出，背后原因是倪柝声并不认同《宣言》强调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而基督徒聚会处与西方差会本身没有组织关系，所以倪柝声亦拒绝代表聚会处支持《宣言》。

不过，随着中共愈加支持吴耀宗，基督徒聚会处的取态亦有所转变。他们不但有份参与政府组织的反帝国主义游行以示顺服，倪柝声亦开始接触吴耀宗，并表明聚会处内有三万多人联署支持《宣言》。他更邀请吴耀宗到聚会处主讲「爱国」聚会，而在聚会处内也经常举行政治学习聚会，邀请多位过去被视为「不属灵」、不受聚会处欢迎的教会领袖主讲爱国主义教育。

至于那三万个签名从何而来？邢福增指出，其实出于中共进行「土地改革」时，倪柝声发动联署，鼓励信徒共同请求更改收回聚会处位于福州鼓岭的执事之家的决定。可是，倪柝声擅自利用签名表态拥护《宣言》。邢福增相信，倪柝声在交出签名的同时，也是向吴耀宗暗示自己有很大影响力。这不但是要争取日后讨价还价的本钱，亦是透过主动支持《宣言》，争取聚会处保持「自传」的自由。

一九五一年四月，倪柝声应邀以「全国性团体代表」身份，代表基督徒聚会处出席政府举办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虽然倪柝声高调表态支持《宣言》，但他并未在会上被选为「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成员，反映他并未取得政府的信任。虽然如此，但在这次会议后发表的控诉帝国主义份子的联合宣言中，倪柝声仍是榜上有名的。而他在会议后，亦呼吁各地聚会处参加爱国运动。

被认为并非真心支持三自运动

可是，倪柝声在聚会处的控诉会上，成为了被攻击的对象。而发起对他控诉的人，更是他在聚会处的同工。此外，华东宗教事务处处长亲自与倪柝声会面，要求他也参与控诉，并且表明帝国主义利用了基督徒，故此他们应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处长的讲话，触动了聚会处信徒的神经，质疑政府干涉信仰自由。

不久之后，倪柝声透过公开发言，剖白自己对是否参与控诉的内心挣扎。在讲话中，他强调宗教信仰与政治观点可以是两回事。政府关注的，是一众信徒的政治观点是否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故此，信徒需要反帝，否则就会被帝国主义利用。邢福增指出，这反映倪柝声接受了基督徒必须站在人民立场，需要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不过，有些信徒难以接受倪柝声最新的教导，尝试「反控诉」，指出控诉运动并不属灵。

上述事情看在中共眼内，认为反控诉行动其实是倪柝声幕后操控，他并非真心拥护三自运动。邢福增认为，当时倪柝声面对着里外不是人的境况，但因地方教会反控诉情绪高涨，只能顺应反控诉的民意，以「控诉干涉信仰」为由，改为站在反控诉的一方。邢福增并指出，其实倪柝声仍然尝试争取政府的支持。面对信徒持续的控诉及政府的猜疑，一方面他坚持站在人民立场，作爱国公民，同时强调信仰不容干涉，并以此作为反对三自革新筹委会的理由，批评他们打击属灵派，未有好好完成团结各派的政治任务。

承认「十几年没有擘饼」

可是，倪柝声的辩护并不成功。一九五二年起，政府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倪柝声就是因被指触犯「五反」罪行而被捕。而在前一年，政府的宗教事务处已对倪柝声有负面的评价，认为他是封建的家长领袖，并欲成为「属灵派之王」。同时，中共开始发现属灵派的过激控诉不利于三自运动发展，所以他们派出官员强调三自不是改造信仰运动。面对政府的「招安」，聚会处内分裂为两派，两者互相牵动。而因反对参加的那一派受到王明道影响，王明道因此被捕。

由一九五六年起，政府以反革命罪拘捕各地聚会处负责人，并宣称破获「倪柝声反革命集团」，什至举行展览会，公开各项倪柝声的「罪证」，意图进一步打击他的诚信，以至令众多聚会处信徒大受打击。这亦令聚会处反三自的一派被瓦解，聚会处完全归顺于三自运动。而倪柝声亦在庭上承认自己已「十几年没有擘饼」，被判囚十五年，到了文革时期则被转至劳改场服刑，并继续受批斗，最终于劳改场病逝。

倪柝声的最后遗言中，仍然表明其对基督的信仰。

领袖与教会传统间不可有太大关系

于答问部份，当被问到中共为何不信任倪柝声时，邢福增认为不论福音移民计划、合一属灵派，以至他立场时有转变，都会令中共怀疑倪柝声不是真心支持三自运动，当时机一到，就抓捕他。主持王礽福传道认为，倪柝声自一九四九年后，政治上的态度转变似乎相当快，少有看见他有内心挣扎。邢福增回应称这仍是一个疑问，他估计倪柝声是为了争取基督徒聚会处于三自运动中能取得话语权，以至可发挥影响力，所以他需要及早争取政府的信任。

被问到倪柝声的「罪证」是否可信，邢福增认为中共向来都会收集教会人士的黑材料；不过当时中共对他的指控，的确对聚会处带来很大震盪。他补充，自倪柝声被捕后，聚会处基本已归入三自运动之下。

有人问到文革后聚会处是否能维持信仰传统，邢福增认同此说法，聚会处内分为参加三自与不参加三自两派。除了基督徒聚会处，其他教会如真耶稣教会、安息日会都有同样情况，以致建立成一种体制。邢福增相信，这与他们排他性的教会观有关，因他们认为有必要捍卫自身的教会传统。

有听众则追问有关倪柝声在法庭承认「十几年没有擘饼」的问题，邢福增表示倪柝声自己也承认生命上的问题。即使聚会处早已知悉此事，也因倪柝声对聚会处太重要而不能否定他，否则聚会处会崩溃。不论倪柝声「没有擘饼」是真是假，这都对教会带来很大提醒，就是不可使个别教会领袖与教会传统有很大关系，什至不惜为领袖掩饰罪行，否则长远而言对教会发展并不是好事。王礽福问到当很多信徒「神化」了倪柝声，倪柝声本人是否都会有此想法？邢福增认为难以判断，只能从中认识到教会不应偶像化领袖。

王明道、倪柝声及杨绍唐被内地会传教士赖恩融（Leslie T. Lyall）形容为「中国教会三巨人」。

是次网上讲座题为「当属灵人遇上政治︰倪柝声」，属于荣光通识大补课「四九前后基督教领袖的抉择与遭遇」系列讲座第六讲，有逾九十人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