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柝聲是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內地其中一位著名的教會領袖，世人對他的評價爭議甚多。他如何於當時泛政治化環境中自處，是不少信徒感興趣的議題。十月十六日，榮光敬拜事工邀得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授邢福增博士，探討倪柝聲當時如何活出見證。
順服政權的底線
邢福增提到，倪柝聲不太關心社會及政治，認為現實世界是一個墮落的世界，而神的心意就是要審判世界。一切國家、社會問題，全都出於人的罪。故此，基督徒只需關心屬靈的事，不需「摸」（關心）政治。在一九三六年，倪柝聲曾就社會、政治發表一篇文章。文章將一切國家、社會問題約化為「人有罪」，故此不能訂立好制度。即使制度是好，但人是壞的，也不得好結果。故此，基督徒面對社會、國家，應該參照耶穌基督的榜樣。倪柝聲亦認為，耶穌道成肉身，完成了對付罪的工作，拯救人脫離罪，並使人得著新生命，全是在解決屬靈問題，並無觸碰政治問題。基於基督徒「只作基督所作的工作」，所以只關心「個人得救」及「使人屬靈」兩個範疇已足夠，這就是基督徒的唯一使命。
對於現實世界，倪柝聲則以「又大又破舊的船」作比喻。因船會隨時沉沒，所以基督徒應把重點放在「救人」方面，不理社會。當耶穌基督第二次降臨，新天新地將會取代舊天地舊世界，一切問題自會迎刃而解，故此基督徒的盼望就是等候主再來。面對其他人質疑不應對國家、人民受欺壓置之不理，倪柝聲堅信只要人得救，自然會對社會有益，進而影響整個國家。
在國共內戰期間，倪柝聲亦有教導信徒只要掌政者不反對他們事奉神，就應祝福政權。對於如何看待政府，他則從權柄的角度出發，認為世上一切權柄，包括政府的權柄，都是從上主而來，而所有政府、官員皆是由神設定的，這些官員就是代表了神的權柄。他亦引用羅馬書十三章1至7節，表明要順服地上的政權，不能抵擋。
不過邢福增指出，倪柝聲相信「順服」與「聽從」是不同的。前者是絕對的、由心而發的；後者則是相對的、行為上的。當神與政府之間有張力，即使要完全順服政權，但當政府所作之事違反信仰原則，就可以只是有限地聽從。邢福增認為，倪柝聲某程度上認為順服是有底線的。
基督徒的社會主義
對於社會結構性的罪惡，一九四八年九月，倪柝聲提出「基督徒的社會主義」。他認同社會存在不公，但地上教會的責任在於領人歸主。只要主再來，所有社會問題都會被解決。他進一步指出，信仰中既有個人的福音，也有社會的福音，首先是讓社會上的人靈魂得救，到了主第二次再來，社會也會得救。
倪柝聲又認為，共產黨凡物公用的主張，其實出自使徒行傳，不過因共產黨「沒有神的生命」，所以難以實行。若由共產黨教導信徒何謂凡物公用，更是基督徒的「羞恥」。故此，他曾提出一個福音移民計劃，鼓勵部份信徒前往未有聚會處的地方開荒，並實施凡物公用模式，藉此將福音傳到偏遠地方。倪柝聲相信，只要基督徒貫徹實行，就能體現社會主義的精神。
到了中共建國後，倪柝聲雖然一度南下香港避開戰亂，有朋友亦力勸他不要回大陸，但因倪柝聲認為他有責任照顧內地眾教會，與他們站在一起，所以他還是在一九五○年返回中國。面對新的政治形勢，倪柝聲有意團結屬靈派，促成合一。
倪柝聲一直認為，一個地方應該只有一家教會，而地方教會（基督徒聚會處）就是各地唯一的正統教會。他期望利用他的教會觀，接觸其他屬靈派教會，「把他們變過來，得著他們。」換言之，倪柝聲希望其他教會「加盟」他所創辦的基督徒聚會處。雖然有教會因此而併入基督徒聚會處，但情況並不普遍。倪柝聲也曾提出，只要全體中國基督徒為福音擺上，就可以「把全中國打下來」，意思是將福音傳遍中國。雖然倪柝聲的行動是從信仰的角度出發，但在中共眼中，只是反映他頗具野心。
面對三自運動的立場轉變
一九五○年七月，吳耀宗發表《三自宣言》（下稱《宣言》），獲得中共支持，被視為基督徒的愛國運動。換言之，若有教會不支持，就會被視為「不愛國」。因此，很多西方差會建立的教會都有表達支持。兩個月後，倪柝聲撰文表明立場，對《宣言》持保留態度，並將訊息傳達至各地聚會處負責人，一致採取「不聽，不信，不傳」的態度。邢福增指出，背後原因是倪柝聲並不認同《宣言》強調基督教與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而基督徒聚會處與西方差會本身沒有組織關係，所以倪柝聲亦拒絕代表聚會處支持《宣言》。
不過，隨著中共愈加支持吳耀宗，基督徒聚會處的取態亦有所轉變。他們不但有份參與政府組織的反帝國主義遊行以示順服，倪柝聲亦開始接觸吳耀宗，並表明聚會處內有三萬多人聯署支持《宣言》。他更邀請吳耀宗到聚會處主講「愛國」聚會，而在聚會處內也經常舉行政治學習聚會，邀請多位過去被視為「不屬靈」、不受聚會處歡迎的教會領袖主講愛國主義教育。
至於那三萬個簽名從何而來？邢福增指出，其實出於中共進行「土地改革」時，倪柝聲發動聯署，鼓勵信徒共同請求更改收回聚會處位於福州鼓嶺的執事之家的決定。可是，倪柝聲擅自利用簽名表態擁護《宣言》。邢福增相信，倪柝聲在交出簽名的同時，也是向吳耀宗暗示自己有很大影響力。這不但是要爭取日後討價還價的本錢，亦是透過主動支持《宣言》，爭取聚會處保持「自傳」的自由。
一九五一年四月，倪柝聲應邀以「全國性團體代表」身份，代表基督徒聚會處出席政府舉辦的「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雖然倪柝聲高調表態支持《宣言》，但他並未在會上被選為「三自革新運動籌委會」成員，反映他並未取得政府的信任。雖然如此，但在這次會議後發表的控訴帝國主義份子的聯合宣言中，倪柝聲仍是榜上有名的。而他在會議後，亦呼籲各地聚會處參加愛國運動。
被認為並非真心支持三自運動
可是，倪柝聲在聚會處的控訴會上，成為了被攻擊的對象。而發起對他控訴的人，更是他在聚會處的同工。此外，華東宗教事務處處長親自與倪柝聲會面，要求他也參與控訴，並且表明帝國主義利用了基督徒，故此他們應要站在人民的立場。處長的講話，觸動了聚會處信徒的神經，質疑政府干涉信仰自由。
不久之後，倪柝聲透過公開發言，剖白自己對是否參與控訴的內心掙扎。在講話中，他強調宗教信仰與政治觀點可以是兩回事。政府關注的，是一眾信徒的政治觀點是否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故此，信徒需要反帝，否則就會被帝國主義利用。邢福增指出，這反映倪柝聲接受了基督徒必須站在人民立場，需要積極參加反帝愛國運動。不過，有些信徒難以接受倪柝聲最新的教導，嘗試「反控訴」，指出控訴運動並不屬靈。
上述事情看在中共眼內，認為反控訴行動其實是倪柝聲幕後操控，他並非真心擁護三自運動。邢福增認為，當時倪柝聲面對著裡外不是人的境況，但因地方教會反控訴情緒高漲，只能順應反控訴的民意，以「控訴干涉信仰」為由，改為站在反控訴的一方。邢福增並指出，其實倪柝聲仍然嘗試爭取政府的支持。面對信徒持續的控訴及政府的猜疑，一方面他堅持站在人民立場，作愛國公民，同時強調信仰不容干涉，並以此作為反對三自革新籌委會的理由，批評他們打擊屬靈派，未有好好完成團結各派的政治任務。
承認「十幾年沒有擘餅」
可是，倪柝聲的辯護並不成功。一九五二年起，政府開展三反五反運動，倪柝聲就是因被指觸犯「五反」罪行而被捕。而在前一年，政府的宗教事務處已對倪柝聲有負面的評價，認為他是封建的家長領袖，並欲成為「屬靈派之王」。同時，中共開始發現屬靈派的過激控訴不利於三自運動發展，所以他們派出官員強調三自不是改造信仰運動。面對政府的「招安」，聚會處內分裂為兩派，兩者互相牽動。而因反對參加的那一派受到王明道影響，王明道因此被捕。
由一九五六年起，政府以反革命罪拘捕各地聚會處負責人，並宣稱破獲「倪柝聲反革命集團」，甚至舉行展覽會，公開各項倪柝聲的「罪證」，意圖進一步打擊他的誠信，以至令眾多聚會處信徒大受打擊。這亦令聚會處反三自的一派被瓦解，聚會處完全歸順於三自運動。而倪柝聲亦在庭上承認自己已「十幾年沒有擘餅」，被判囚十五年，到了文革時期則被轉至勞改場服刑，並繼續受批鬥，最終於勞改場病逝。
倪柝聲的最後遺言中，仍然表明其對基督的信仰。
領袖與教會傳統間不可有太大關係
於答問部份，當被問到中共為何不信任倪柝聲時，邢福增認為不論福音移民計劃、合一屬靈派，以至他立場時有轉變，都會令中共懷疑倪柝聲不是真心支持三自運動，當時機一到，就抓捕他。主持王礽福傳道認為，倪柝聲自一九四九年後，政治上的態度轉變似乎相當快，少有看見他有內心掙扎。邢福增回應稱這仍是一個疑問，他估計倪柝聲是為了爭取基督徒聚會處於三自運動中能取得話語權，以至可發揮影響力，所以他需要及早爭取政府的信任。
被問到倪柝聲的「罪證」是否可信，邢福增認為中共向來都會收集教會人士的黑材料；不過當時中共對他的指控，的確對聚會處帶來很大震盪。他補充，自倪柝聲被捕後，聚會處基本已歸入三自運動之下。
有人問到文革後聚會處是否能維持信仰傳統，邢福增認同此說法，聚會處內分為參加三自與不參加三自兩派。除了基督徒聚會處，其他教會如真耶穌教會、安息日會都有同樣情況，以致建立成一種體制。邢福增相信，這與他們排他性的教會觀有關，因他們認為有必要捍衛自身的教會傳統。
有聽眾則追問有關倪柝聲在法庭承認「十幾年沒有擘餅」的問題，邢福增表示倪柝聲自己也承認生命上的問題。即使聚會處早已知悉此事，也因倪柝聲對聚會處太重要而不能否定他，否則聚會處會崩潰。不論倪柝聲「沒有擘餅」是真是假，這都對教會帶來很大提醒，就是不可使個別教會領袖與教會傳統有很大關係，甚至不惜為領袖掩飾罪行，否則長遠而言對教會發展並不是好事。王礽福問到當很多信徒「神化」了倪柝聲，倪柝聲本人是否都會有此想法？邢福增認為難以判斷，只能從中認識到教會不應偶像化領袖。
王明道、倪柝聲及楊紹唐被內地會傳教士賴恩融（Leslie T. Lyall）形容為「中國教會三巨人」。
是次網上講座題為「當屬靈人遇上政治︰倪柝聲」，屬於榮光通識大補課「四九前後基督教領袖的抉擇與遭遇」系列講座第六講，有逾九十人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