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去年的社运、今年的疫症，还有《港区国安法》下的红线处处，香港社会步入所谓「新常态」。社会人心纵是处于层层打压的威胁下，却不曾平静过；表面波平如镜，却随时暴雨急风，各种议题冲击亦来得更快更猛。掌权者似乎自信满满，于是特首可以不再到立法会答问；政府打算日后选举容许在内地投票，兹事体大，却不确定是否设公众谘询程序；「明日大屿」前期计划可以继续强行上马，让香港的环境保育给内地比下去也在所不惜；要求公务员宣誓以表忠，誓词字眼界线难分，充满无限上纲的空间；医院部门主管拒绝交出年初要求政府封关抗疫的罢工同事名单，当局可以索性将整个部门的所有医生都视作缺勤来跟进，要求解释。
为所欲为的背后，是民心意向和官民信任不再为当权者所重视。北京的「全面管治权」以及背后的权力垄断心态，俨然逐步取代这城的民心所归以及普通法精神，成为当权者的圭臬。而因着人性的阴暗一面，当权力不受有效制衡，掌权者事事只求自我克制，最后沦为自我中心、自以为是，后果可想而知。对此，民间社会也不是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劣境懵然不知，处处高度戒备。所以当政府计划实施强制社区检疫，医学专业以至病人组织都因为民间对政府的不信任，公开指忧虑措施有损医患信任；什至当神学院校有董事是单方面指控小学老师「播独」而撤销其注册的主事官员之一，院校老师会在网台节目公开讨论日后教会和官员应该保持怎么样的距离。
面对凶险世情，与恶者保持距离，实在是情理之中（诗一1）。不过，手握公权者的表现纵然难寄信任，社会却不能总是在信任真空之下继续运作。在当权者重新回到民意认受的轨迹之前，香港社会更要尽可能珍惜守护每一份现存的信任基础。这些信任基础，有些是制度性和系统性的，见证于每宗买卖交易得以货银两讫、每趟寻求专业人士的意见与协助、每次向可信赖的志愿组织捐款以及参与其义务工作；而更多是在日常生活里的社群和邻里相处之间，体验于一份关心，一点分享。这需要大家更多放下自己，为他人付出，哪怕只是很微小的事情。大家要让公义与怜悯植根于这样以信任为基的社会之中，守望警醒，知所辨别，慷慨互济，方能捱过这段可能很漫长的等候岁月。大环境如何恶化下去，我们未必能控制，但我们总可以先保守自己的心不一同沦落，也与身边的人相濡以沫。
因着人性软弱，制度和系统常有不足，以至力有不逮，更有崩坏之时；但能够让社群的信任、公义和怜悯生生不息，箇中的原动力还是在乎人心美善一面的发挥与坚持。对基督徒来说，即使前面的日子如旧约哈巴谷书所言，只能静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我们还是可以因上主而快乐——在同一卷书，哈巴谷先知曾经提醒我们，「惟义人因信得生。」（哈二4）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靠赖上主，在乱世里仍然坚持行公义，好怜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