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去年的社運、今年的疫症，還有《港區國安法》下的紅線處處，香港社會步入所謂「新常態」。社會人心縱是處於層層打壓的威脅下，卻不曾平靜過；表面波平如鏡，卻隨時暴雨急風，各種議題衝擊亦來得更快更猛。掌權者似乎自信滿滿，於是特首可以不再到立法會答問；政府打算日後選舉容許在內地投票，茲事體大，卻不確定是否設公眾諮詢程序；「明日大嶼」前期計劃可以繼續強行上馬，讓香港的環境保育給內地比下去也在所不惜；要求公務員宣誓以表忠，誓詞字眼界線難分，充滿無限上綱的空間；醫院部門主管拒絕交出年初要求政府封關抗疫的罷工同事名單，當局可以索性將整個部門的所有醫生都視作缺勤來跟進，要求解釋。
為所欲為的背後，是民心意向和官民信任不再為當權者所重視。北京的「全面管治權」以及背後的權力壟斷心態，儼然逐步取代這城的民心所歸以及普通法精神，成為當權者的圭臬。而因著人性的陰暗一面，當權力不受有效制衡，掌權者事事只求自我克制，最後淪為自我中心、自以為是，後果可想而知。對此，民間社會也不是對於未來可能出現的劣境懵然不知，處處高度戒備。所以當政府計劃實施強制社區檢疫，醫學專業以至病人組織都因為民間對政府的不信任，公開指憂慮措施有損醫患信任；甚至當神學院校有董事是單方面指控小學老師「播獨」而撤銷其註冊的主事官員之一，院校老師會在網台節目公開討論日後教會和官員應該保持怎麼樣的距離。
面對凶險世情，與惡者保持距離，實在是情理之中（詩一1）。不過，手握公權者的表現縱然難寄信任，社會卻不能總是在信任真空之下繼續運作。在當權者重新回到民意認受的軌跡之前，香港社會更要盡可能珍惜守護每一份現存的信任基礎。這些信任基礎，有些是制度性和系統性的，見證於每宗買賣交易得以貨銀兩訖、每趟尋求專業人士的意見與協助、每次向可信賴的志願組織捐款以及參與其義務工作；而更多是在日常生活裡的社群和鄰里相處之間，體驗於一份關心，一點分享。這需要大家更多放下自己，為他人付出，哪怕只是很微小的事情。大家要讓公義與憐憫植根於這樣以信任為基的社會之中，守望警醒，知所辨別，慷慨互濟，方能捱過這段可能很漫長的等候歲月。大環境如何惡化下去，我們未必能控制，但我們總可以先保守自己的心不一同淪落，也與身邊的人相濡以沫。
因著人性軟弱，制度和系統常有不足，以至力有不逮，更有崩壞之時；但能夠讓社群的信任、公義和憐憫生生不息，箇中的原動力還是在乎人心美善一面的發揮與堅持。對基督徒來說，即使前面的日子如舊約哈巴谷書所言，只能靜靜等候災難之日臨到，我們還是可以因上主而快樂——在同一卷書，哈巴谷先知曾經提醒我們，「惟義人因信得生。」（哈二4）問題是，我們是否能夠靠賴上主，在亂世裡仍然堅持行公義，好憐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