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坛讯】早前，有天主教小学宗教课本以耶稣的事迹教导学生「爱国」；现今的教会中，不时也出现一些「爱国」的祷文，基督教和爱国主义的关系是什么？基督徒应怎样思考爱国这回事？日前，辛福台的节目邀请了三位讲者罗秉祥博士、龚立人博士、关浩然牧师从圣经和中国、美国和波兰三地的历史经验讨论有关议题。他们指出基督教是站在受压迫者的一边，而非特定的国家；又论到基督徒对国家应保持距离感，但也不是必然的反对者。罗秉祥引用美国的例子指出，信徒应以国家所作是否符合上帝心意来决定是否支持政府。
基督降世瓦解犹太人中心主义
关浩然首先从耶稣运动作分析。他提到初期的基督徒被视为不爱国，什至是阻碍整个民族复兴，如耶稣带着门徒到圣殿「捣乱」、「寻釁滋事」，予人感觉并不尊重当时的民族。在初代基督教文献中，亦指出新约圣经当中有一种「反犹主义」，对犹太民族有一种唾弃和批判，什至践踏。他举例，约翰福音是称耶稣的对手为「犹太人」，反映其对整个犹太传统的批判；保罗亦视神圣的律法是过时。因此，基督徒和新约圣经是被视为不尊重犹太民族，瓦解了犹太人的中心主义，拥抱普世主义。
近期，有一些犹太学者开始提倡「耶稣是犹太人」，关浩然形容他们是「重夺这个被外邦人骑劫的耶稣基督」，而保罗新观则是从犹太教内部去解释保罗的主张，他们尝试寻找基督教中的犹太性。「基督教的爱国主义⋯⋯其实是很暧昧，他（基督）一方面完成了犹太民族的伟大复兴，外面的人却视他们践踏犹太民族的自尊、身份。」关浩然引用一篇第二世纪的文献，提到基督徒住在自己的国家却像流浪者，既是城巿巿民却如外来人，这反映初代信徒的流浪性，信仰超越本身的民族。
葛培理曾认为基督徒必然支持政府
罗秉祥从着名布道家葛培理对爱国主义看法的改变作分享。他缕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不少美国基督徒包括葛培理，也看冷战为属灵争战，因对手苏联推行共产主义、无神论，又是独裁政体，美国却是自由世界，相信自由、民主、人权，「共产主义强调无神论，要消灭教会，所以共产主义蔓延的地方，就是教会被迫害的地方。」因此，当时的福音派教会强烈地觉得这是一场属灵战争，更认为基督徒要爱国和支持政府，因他们的国家是神所拣选来抵抗无神主义的洪流。
到了六十年代，经历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和中国联手支持北越攻打南越，罗秉祥表示，当时的美国基督徒会认为若然苏联成功，东南亚福音的禾场会沦陷，因此葛培理和不同的福音派领袖均支持政府参与越战。罗秉祥谈到，葛培理当时深深相信「美国例外主义」，又将美国等同神的国度，认为那些反对者是对国家不忠、是不爱国的。
怎料战火久久不停，美国更派军队支援南越，过程中美军烧森林和村落的暴行造成当地平民伤亡，令社会哗然。到了七十年代，有更多人开始怀疑政府所做的事是否正确。越战期间，美国有几万年轻人丧命、受伤的有几十万，最终却换来失败的结局，只是延迟了北越统一越南。罗秉祥形容那对美国教会而言是一场「恶梦」，当时美国教会界开始觉得那是一个错误，对政府的决定产生怀疑，代表福音派的《今日基督教》杂志亦评论政府的战争政策错误。他指作为当时「建制派」的葛培理开始重新思考，「政府若做上主要其做的事，基督徒便支持政府；可是透过越战，见到政府做的与基督徒的良知是有违背的，为何要继续支持政府呢？」
罗秉祥形容，葛培理在越战和水门事件后「醒晒」，虽然他未曾公开批评政府参与越战的立场，但他后来公开表示自己曾把美国和神的国看作等同，并承认自己的想法错误。其后在列根时期，他曾公开反对政府增加核武的立场。罗秉祥提醒今天的信徒也需要反思，基督徒爱国和支持政府的理由是什么。
信仰站在受苦者一方而非国家
龚立人则从波兰人如何由天主教信仰中提取资源面对国家困局的经历作分享。他提及，波兰在一七九五年曾被俄罗斯、奥地利、普路士分占，当时的波兰人用基督在十架上的死来诠释亡国经验，认为灭亡是为了他人的缘故，相信国家会如基督复活。复国后，波兰面对着被纳粹德国迫害、数十年被苏联共产政权管治，龚立人指天主教信仰赋予他们力量面对被极权压迫处境，所以他们会认为作为天主教徒应拥护和爱波兰，爱波兰的人应该是天主教徒，爱国和信仰似乎不可分割。不过，他续说，「纵使教会对一个民族有很多认同，但不一定是完全放于一个抽空的民族里来理解，而是（在波兰处境中）恰巧地，这是一个受压迫的民族，他们便站在那里。」
同样地，龚立人留意到，波兰人会不自觉地用天主教的信仰去合理自己所争取的，或用信仰来建构民族身份，「以致天主教在波兰后期发展失去了其超越性，反成了波兰人某程度上的排他性」，在被压迫时建立波兰人身份认同后，他们之后却无视其他地方被逼迫的人。
龚立人其后补充，基督宗教不一定要从国家中抽离，但要站在社会的受害者一方说话。波兰的例子隐藏着受苦的基督，他回应美国的例子，当时的信徒也是见到越南平民受苦，「不是（支持）国家，而是要站在有需要的人那边。」
基督徒应对国家抱距离感
关浩然亦提到早期的中国基督教，对民族有两种主要的看法：一、拥抱民族的苦难，认为教会应关注民族复兴的问题，如吴雷川、吴耀宗，他们对共产革命有一种同情，思考「作为中国人，（同时）作为基督徒，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拥抱几多？」二、如王明道选择抽离的态度，认为即使做很多事情，天国也不在人间，故此会进入「属灵」的状态，不理会国家是否兴旺，只管福音广传。关浩然补充，这两种态度也是今天香港基督徒面对的挣扎，前者拥抱民族的苦难与兴旺，后者则认为信仰与民族无关。
谈到讨论对今日信徒的启迪时，罗秉祥表示今日一些高举「中华民族最优秀」的论述，其实是有如「美国例外主义」，他认为我们的视野除了考虑自身国家民族身份外，也应有作为世界公民的意识。龚立人亦指，各个民族的独特性应成为一种对世界的贡献。他又提醒，我们今日很容易便会从「爱国」或「本土」意识二选其一的眼光去判别事情，但我们更应从全球公民身份，让被压迫的无声者的需要被人看见，从而再问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爱国的问题，这可能是信仰的贡献。关浩然则指，基督徒需要思考国家的特质，当中既有距离感和批判性，也不是必然的反对者。
罗秉祥最后也提到一些教会领袖定期需要北上参与国情班，课程总结部份会提到基督徒要爱党、爱国、爱教，并强调要「听党话、跟党走」，他认为如果强调爱是要盲目听从，这是将「爱」变成了一种奴隶式的服从，扭曲了爱的本质，与基督教所提倡的爱不符。关浩然表示，自己对一些爱国祷文感到抗拒，因其将很多要思考和带条件的概念变成现实，这些祷文只是希望用信仰资源配合整个国家的政策。
节目于十月六日晚上在辛福台FB专页播放，题为「基督教爱国主义」。截至十月十一日，累积约八千三百人次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