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論壇訊】早前，有天主教小學宗教課本以耶穌的事蹟教導學生「愛國」；現今的教會中，不時也出現一些「愛國」的禱文，基督教和愛國主義的關係是甚麼？基督徒應怎樣思考愛國這回事？日前，辛福台的節目邀請了三位講者羅秉祥博士、龔立人博士、關浩然牧師從聖經和中國、美國和波蘭三地的歷史經驗討論有關議題。他們指出基督教是站在受壓迫者的一邊，而非特定的國家；又論到基督徒對國家應保持距離感，但也不是必然的反對者。羅秉祥引用美國的例子指出，信徒應以國家所作是否符合上帝心意來決定是否支持政府。
基督降世瓦解猶太人中心主義
關浩然首先從耶穌運動作分析。他提到初期的基督徒被視為不愛國，甚至是阻礙整個民族復興，如耶穌帶著門徒到聖殿「搗亂」、「尋釁滋事」，予人感覺並不尊重當時的民族。在初代基督教文獻中，亦指出新約聖經當中有一種「反猶主義」，對猶太民族有一種唾棄和批判，甚至踐踏。他舉例，約翰福音是稱耶穌的對手為「猶太人」，反映其對整個猶太傳統的批判；保羅亦視神聖的律法是過時。因此，基督徒和新約聖經是被視為不尊重猶太民族，瓦解了猶太人的中心主義，擁抱普世主義。
近期，有一些猶太學者開始提倡「耶穌是猶太人」，關浩然形容他們是「重奪這個被外邦人騎劫的耶穌基督」，而保羅新觀則是從猶太教內部去解釋保羅的主張，他們嘗試尋找基督教中的猶太性。「基督教的愛國主義⋯⋯其實是很曖昧，祂（基督）一方面完成了猶太民族的偉大復興，外面的人卻視他們踐踏猶太民族的自尊、身份。」關浩然引用一篇第二世紀的文獻，提到基督徒住在自己的國家卻像流浪者，既是城巿巿民卻如外來人，這反映初代信徒的流浪性，信仰超越本身的民族。
葛培理曾認為基督徒必然支持政府
羅秉祥從著名佈道家葛培理對愛國主義看法的改變作分享。他縷述，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不少美國基督徒包括葛培理，也看冷戰為屬靈爭戰，因對手蘇聯推行共產主義、無神論，又是獨裁政體，美國卻是自由世界，相信自由、民主、人權，「共產主義強調無神論，要消滅教會，所以共產主義蔓延的地方，就是教會被迫害的地方。」因此，當時的福音派教會強烈地覺得這是一場屬靈戰爭，更認為基督徒要愛國和支持政府，因他們的國家是神所揀選來抵抗無神主義的洪流。
到了六十年代，經歷古巴導彈危機後，蘇聯和中國聯手支持北越攻打南越，羅秉祥表示，當時的美國基督徒會認為若然蘇聯成功，東南亞福音的禾場會淪陷，因此葛培理和不同的福音派領袖均支持政府參與越戰。羅秉祥談到，葛培理當時深深相信「美國例外主義」，又將美國等同神的國度，認為那些反對者是對國家不忠、是不愛國的。
怎料戰火久久不停，美國更派軍隊支援南越，過程中美軍燒森林和村落的暴行造成當地平民傷亡，令社會譁然。到了七十年代，有更多人開始懷疑政府所做的事是否正確。越戰期間，美國有幾萬年輕人喪命、受傷的有幾十萬，最終卻換來失敗的結局，只是延遲了北越統一越南。羅秉祥形容那對美國教會而言是一場「惡夢」，當時美國教會界開始覺得那是一個錯誤，對政府的決定產生懷疑，代表福音派的《今日基督教》雜誌亦評論政府的戰爭政策錯誤。他指作為當時「建制派」的葛培理開始重新思考，「政府若做上主要其做的事，基督徒便支持政府；可是透過越戰，見到政府做的與基督徒的良知是有違背的，為何要繼續支持政府呢？」
羅秉祥形容，葛培理在越戰和水門事件後「醒晒」，雖然他未曾公開批評政府參與越戰的立場，但他後來公開表示自己曾把美國和神的國看作等同，並承認自己的想法錯誤。其後在列根時期，他曾公開反對政府增加核武的立場。羅秉祥提醒今天的信徒也需要反思，基督徒愛國和支持政府的理由是甚麼。
信仰站在受苦者一方而非國家
龔立人則從波蘭人如何由天主教信仰中提取資源面對國家困局的經歷作分享。他提及，波蘭在一七九五年曾被俄羅斯、奧地利、普路士分佔，當時的波蘭人用基督在十架上的死來詮釋亡國經驗，認為滅亡是為了他人的緣故，相信國家會如基督復活。復國後，波蘭面對著被納粹德國迫害、數十年被蘇聯共產政權管治，龔立人指天主教信仰賦予他們力量面對被極權壓迫處境，所以他們會認為作為天主教徒應擁護和愛波蘭，愛波蘭的人應該是天主教徒，愛國和信仰似乎不可分割。不過，他續說，「縱使教會對一個民族有很多認同，但不一定是完全放於一個抽空的民族裡來理解，而是（在波蘭處境中）恰巧地，這是一個受壓迫的民族，他們便站在那裡。」
同樣地，龔立人留意到，波蘭人會不自覺地用天主教的信仰去合理自己所爭取的，或用信仰來建構民族身份，「以致天主教在波蘭後期發展失去了其超越性，反成了波蘭人某程度上的排他性」，在被壓迫時建立波蘭人身份認同後，他們之後卻無視其他地方被逼迫的人。
龔立人其後補充，基督宗教不一定要從國家中抽離，但要站在社會的受害者一方說話。波蘭的例子隱藏著受苦的基督，他回應美國的例子，當時的信徒也是見到越南平民受苦，「不是（支持）國家，而是要站在有需要的人那邊。」
基督徒應對國家抱距離感
關浩然亦提到早期的中國基督教，對民族有兩種主要的看法：一、擁抱民族的苦難，認為教會應關注民族復興的問題，如吳雷川、吳耀宗，他們對共產革命有一種同情，思考「作為中國人，（同時）作為基督徒，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擁抱幾多？」二、如王明道選擇抽離的態度，認為即使做很多事情，天國也不在人間，故此會進入「屬靈」的狀態，不理會國家是否興旺，只管福音廣傳。關浩然補充，這兩種態度也是今天香港基督徒面對的掙扎，前者擁抱民族的苦難與興旺，後者則認為信仰與民族無關。
談到討論對今日信徒的啟迪時，羅秉祥表示今日一些高舉「中華民族最優秀」的論述，其實是有如「美國例外主義」，他認為我們的視野除了考慮自身國家民族身份外，也應有作為世界公民的意識。龔立人亦指，各個民族的獨特性應成為一種對世界的貢獻。他又提醒，我們今日很容易便會從「愛國」或「本土」意識二選其一的眼光去判別事情，但我們更應從全球公民身份，讓被壓迫的無聲者的需要被人看見，從而再問甚麼是國家、甚麼是愛國的問題，這可能是信仰的貢獻。關浩然則指，基督徒需要思考國家的特質，當中既有距離感和批判性，也不是必然的反對者。
羅秉祥最後也提到一些教會領袖定期需要北上參與國情班，課程總結部份會提到基督徒要愛黨、愛國、愛教，並強調要「聽黨話、跟黨走」，他認為如果強調愛是要盲目聽從，這是將「愛」變成了一種奴隸式的服從，扭曲了愛的本質，與基督教所提倡的愛不符。關浩然表示，自己對一些愛國禱文感到抗拒，因其將很多要思考和帶條件的概念變成現實，這些禱文只是希望用信仰資源配合整個國家的政策。
節目於十月六日晚上在辛福台FB專頁播放，題為「基督教愛國主義」。截至十月十一日，累積約八千三百人次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