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姆（John Hume）在八月初离世，享年八十三岁。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因精心策划了爱尔兰的和平方案而广受赞誉，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作为社会民主劳工党的领导人，他解决了北爱问题（The Troubles），达成「共识的爱尔兰」（Agreed Ireland）。协议在伦敦、都柏林、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备受关注，并在一九九八年南北爱公投《贝尔法斯特协议》时，获得压倒性的支持。
休姆于一九三七年在德理出生，在德理文法中学念书，并接受过短暂的神职人员培训，大学毕业后成为教师。他在六十年代参与组织北爱民权协会，争取就业、房屋、教育和投票的权利；更成立了社会民主劳工党。他和妻子帕特（Pat）生了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
从六十年代开始，休姆带领北爱尔兰人度过民权运动、政治僵局和长期可怕的暴力岁月。大家都期待他的高瞻远瞩，能解决爱尔兰历史上最大的问题：如何确保爱尔兰本岛上所有的人都能和平、有尊严地生活。菲奥努拉奥康纳（Fionnuala O'Connor）在《爱尔兰时报》休姆的悼文中写上：「也许再没有一位领导人，能像他一样一做便做了三十年，有能力抓住北方天主教徒的希望，并向全世界展示。」
我没有直接与休姆合作，但偶尔会在德里的街道上遇到他。他知道我为少数民族工作，并非常积极向欧盟游说《欧盟种族平等指令》。在北爱尔兰的身份和政治冲突中，他总是以非常热情和关心的态度，来问我有关少数民族的问题和工作，他知道我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我也知道他患有老年痴呆症多年。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二○一四年，当时我正参加在德里举行的北爱尔兰工会联合会周年大会。我在餐厅看到他和其妻子帕特，便走向他们的餐桌向他们问好。他问我是谁，我告诉了他我的名字和工作。然后他说：「啊，帕特里克！」（编按：作者英文名Patrick）他作为德里人、经常在街上和人们聊天。我只是众多人中的一个，更不是住在这个城市。他关心的是人，而不是权力的地盘；这样的态度，改变了爱尔兰人的民族主义。
别让义愤使我们变得残酷
北爱问题是政治上可怕的事情：它延续了这么久，使人民的生活变得苦涩，更引起愤世嫉俗和令人惊惶的残酷。尽管社会充斥着态度顽固、经常偏执的大英政治联盟主义（Unionism），以及要面对英国政府的可怕政策，休姆知道，以武装革命统一南北爱的运动，迫使英国撤军，注定要失败，因它从未得到多数北方民族主义社区的支持。即使面对来自天主教和基督教地下军可怕的挑釁，以及佩斯利派人（Paisleyites，是指民主联盟党〔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领袖佩斯利所领导的牛斯特自由长老教会信徒）决心挫败任何政治和宪法改革的企图，休姆仍然冒着生命危险，与所有政治领域的人进行对话，包括来自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地下军。
一九六三年，休姆在德里成为年轻的社会活动家，当时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在华盛顿发表了精彩的演说「我有一个梦」。而休姆的梦想，是激励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在就业、房屋和投票方面权利，摆脱数十年来制度化的歧视，并警告不要让义愤使我们变为残酷：「让我们渴求不以痛苦和仇恨来获得自由；我们必须在高度的尊严和纪律上，永远进行斗争。决不能让我们的创意抗议演变成暴力。」也许是这个固执己见的原则，却塑造了他的远见，让他在北部和爱尔兰岛上找到最终的解决方案。
一九六四年，他在《爱尔兰时报》写了第一篇文章，谈到北爱尔兰的政治生活时说：「（若然）领导力是靠着旗帜和标语，毫无疑问这是非常舒服和最简单的方法，但不负责任！」在随后几年的北爱问题上，旗帜和口号的领导，逐渐成为暴力的领导，痛苦和仇恨从四面八方传来。但休姆却以人的尊严，选择了负责任地作坚强领导，试图在分裂的社会中，建立体面的共识。在不懈地重写北爱问题的历史时，他警告：「北方的天主教徒只有两种选择。他们可以安然服从，作二等公民，或选择以屠杀来通往自由与平等的道路。」（"Catholic at the North had only two options. They could lie down and submit to a second-class citizenship. Or they could seek to slaughter their way to freedom and equality."）休姆就像金博士和圣雄甘地一样，他们都知道是在两种邪恶之间做出选择。要达致改变，可以透过政治组织，通过集体抗议，以建立和维持国际联盟；并使用流畅的语言和敏锐的分析，来转化观念。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一九九八年《贝尔法斯特协议》带来的变化，更多的是由于他的坚持、勇气和思想，这比子弹或炸弹的暴力更有建设性。
「谁怕和平？」
在漫长和绝望的重复暴力中，休姆本人的讲话也常常显得重复。他发表「单一可转移投票」的讲话，是透过对比英国本身「单一不可转移投票」的传统，来借喻他一直倡议的「平等、和解及统一」的游说策略，却经常被人家嘲笑。他一直在说相同的话，使用相同的词组：「你不能吃国旗」、「流汗是比流血好」、「分裂的是人，而不是土地。达成共识的爱尔兰，比统一的爱尔兰更重要」、「谁怕和平？」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当他几乎被黑暗打倒时，这些短语是填补沉默的方式，代替了痛苦的呐喊。
但他坚持下去是正确的，最终这些短语开始得到迴响，从试图贬低和诋毁他的人的口中讨论起来。当大家因爱尔兰问题相互对立和排斥时，是休姆改变了这个问题。他的爱尔兰民族主义是与人有关，而不是领土；不是考虑他们为了什么而死，而是考虑他们准备和谁住在一起，以这种思考来改变爱尔兰民族主义。他的想法写在《贝尔法斯特协议》和修改《宪法》第二条和第三条关于边界和公民身份；其抱负是「和谐与友谊，团结所有共享爱尔兰岛领土的人民，他们的身份和传统」。休姆这些短语，曾经被轻描淡写地称为"Humespeak"，经过彻底反思后成为爱尔兰民族主义的语言。在我们当今世界看来，这种民族主义更加文明和体面。
亏欠他最多的，是那些不给他应得荣誉的人。当年休姆冒着可怕的风险，陷入了新芬党（Sinn Fein）和爱尔兰共和军（IRA）挖出的道德深渊；他握住了他们沾满鲜血的双手，并将其拉上建设性的政治舞台。休姆充份了解到，他们很可能会取代自己的政党，成为北方民族主义的主导声音，然而他仍如此行。事实上，没有他的带头和其他人的配合，很难想像和平进程是可能的。
在荒凉的年代，在那些原本活在毫无意义的冲突中丧生的人中间，休姆让人有希望地活着。他向我们展示，我们不必成为受害者或作恶者，我们可以为正义而努力，不用为掠夺人性的怒气而让步。他清晰的讲话，比震耳欲聋的枪声更加有说服力和有效。那持续、体面的行为，虽然并不吸引，却没有被暴力的黑暗所诱惑。休姆给我们留下的，能成为与他同时代的人的鼓励，并一同生活和工作在一个更好的岛屿上。引用诗人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话：「他离开了这个债务的国度，我们希望明天会更好。」（"That kingdom he hath left his debtor, I wish it soon may have a better."）
重要的和平信念，不止说三次
休姆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为人民提供了希望，让人看到解决的方案，并坚决反对残酷的行径。他冒着被暗杀的危险，不畏缩；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同样的基本信念，直到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说：「我们无法击败对方，我们必须要彼此合作，在北爱尔兰，南北双方共同分享权力；在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彼此合作。只要每个人都受到公平的对待，并且尊重每个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身份，我们才能彼此生活。」
我们亏欠他的实在太多。我们如此幸运，如果不是在他远见和领导下的方案，北爱尔兰会陷入更多的内战，宗派杀戮将会进一步升级，双方的战斗更加血腥；也许南方可能会陷入困境，因为这场灾难破坏了该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但休姆幸运地看到了他一生的成就得以实现。他就是我们的马丁路德金。
妮娜西蒙（Nina Simone）当年为了纪念被暗杀的金博士，写了这一首歌：
「在这个地球上，住着一个高贵的人，
他向同胞宣扬爱与自由，
他梦想和平将降临，并留下来，
他将信息传播到整片土地。
他恳求将另一边脸颊转过来，『爱你的邻舍』就是他的信条，
痛苦、屈辱和死亡，他没有惧怕。
是的，他不会躲避敌人，因为有圣经在他身旁，
很难想像这位伟人已经死了。⋯⋯」
（"Why? [The King of Love is Dead]"）
（编按：作者为在北爱尔兰从事种族人权顾问工作。分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