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姆（John Hume）在八月初離世，享年八十三歲。他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因精心策劃了愛爾蘭的和平方案而廣受讚譽，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作為社會民主勞工黨的領導人，他解決了北愛問題（The Troubles），達成「共識的愛爾蘭」（Agreed Ireland）。協議在倫敦、都柏林、華盛頓和布魯塞爾備受關注，並在一九九八年南北愛公投《貝爾法斯特協議》時，獲得壓倒性的支持。
休姆於一九三七年在德理出生，在德理文法中學唸書，並接受過短暫的神職人員培訓，大學畢業後成為教師。他在六十年代參與組織北愛民權協會，爭取就業、房屋、教育和投票的權利；更成立了社會民主勞工黨。他和妻子帕特（Pat）生了三個女兒和兩個兒子。
從六十年代開始，休姆帶領北愛爾蘭人度過民權運動、政治僵局和長期可怕的暴力歲月。大家都期待他的高瞻遠矚，能解決愛爾蘭歷史上最大的問題：如何確保愛爾蘭本島上所有的人都能和平、有尊嚴地生活。菲奧努拉奧康納（Fionnuala O'Connor）在《愛爾蘭時報》休姆的悼文中寫上：「也許再沒有一位領導人，能像他一樣一做便做了三十年，有能力抓住北方天主教徒的希望，並向全世界展示。」
我沒有直接與休姆合作，但偶爾會在德里的街道上遇到他。他知道我為少數民族工作，並非常積極向歐盟游說《歐盟種族平等指令》。在北愛爾蘭的身份和政治衝突中，他總是以非常熱情和關心的態度，來問我有關少數民族的問題和工作，他知道我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
我也知道他患有老年癡呆症多年。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二○一四年，當時我正參加在德里舉行的北愛爾蘭工會聯合會週年大會。我在餐廳看到他和其妻子帕特，便走向他們的餐桌向他們問好。他問我是誰，我告訴了他我的名字和工作。然後他說：「啊，帕特里克！」（編按：作者英文名Patrick）他作為德里人、經常在街上和人們聊天。我只是眾多人中的一個，更不是住在這個城市。他關心的是人，而不是權力的地盤；這樣的態度，改變了愛爾蘭人的民族主義。
別讓義憤使我們變得殘酷
北愛問題是政治上可怕的事情：它延續了這麼久，使人民的生活變得苦澀，更引起憤世嫉俗和令人驚惶的殘酷。儘管社會充斥著態度頑固、經常偏執的大英政治聯盟主義（Unionism），以及要面對英國政府的可怕政策，休姆知道，以武裝革命統一南北愛的運動，迫使英國撤軍，注定要失敗，因它從未得到多數北方民族主義社區的支持。即使面對來自天主教和基督教地下軍可怕的挑釁，以及佩斯利派人（Paisleyites，是指民主聯盟黨〔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領袖佩斯利所領導的牛斯特自由長老教會信徒）決心挫敗任何政治和憲法改革的企圖，休姆仍然冒著生命危險，與所有政治領域的人進行對話，包括來自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地下軍。
一九六三年，休姆在德里成為年輕的社會活動家，當時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在華盛頓發表了精彩的演說「我有一個夢」。而休姆的夢想，是激勵北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在就業、房屋和投票方面權利，擺脫數十年來制度化的歧視，並警告不要讓義憤使我們變為殘酷：「讓我們渴求不以痛苦和仇恨來獲得自由；我們必須在高度的尊嚴和紀律上，永遠進行鬥爭。決不能讓我們的創意抗議演變成暴力。」也許是這個固執己見的原則，卻塑造了他的遠見，讓他在北部和愛爾蘭島上找到最終的解決方案。
一九六四年，他在《愛爾蘭時報》寫了第一篇文章，談到北愛爾蘭的政治生活時說：「（若然）領導力是靠著旗幟和標語，毫無疑問這是非常舒服和最簡單的方法，但不負責任！」在隨後幾年的北愛問題上，旗幟和口號的領導，逐漸成為暴力的領導，痛苦和仇恨從四面八方傳來。但休姆卻以人的尊嚴，選擇了負責任地作堅強領導，試圖在分裂的社會中，建立體面的共識。在不懈地重寫北愛問題的歷史時，他警告：「北方的天主教徒只有兩種選擇。他們可以安然服從，作二等公民，或選擇以屠殺來通往自由與平等的道路。」（"Catholic at the North had only two options. They could lie down and submit to a second-class citizenship. Or they could seek to slaughter their way to freedom and equality."）休姆就像金博士和聖雄甘地一樣，他們都知道是在兩種邪惡之間做出選擇。要達致改變，可以透過政治組織，通過集體抗議，以建立和維持國際聯盟；並使用流暢的語言和敏銳的分析，來轉化觀念。歷史證明他是正確的。一九九八年《貝爾法斯特協議》帶來的變化，更多的是由於他的堅持、勇氣和思想，這比子彈或炸彈的暴力更有建設性。
「誰怕和平？」
在漫長和絕望的重複暴力中，休姆本人的講話也常常顯得重複。他發表「單一可轉移投票」的講話，是透過對比英國本身「單一不可轉移投票」的傳統，來借喻他一直倡議的「平等、和解及統一」的游說策略，卻經常被人家嘲笑。他一直在說相同的話，使用相同的詞組：「你不能吃國旗」、「流汗是比流血好」、「分裂的是人，而不是土地。達成共識的愛爾蘭，比統一的愛爾蘭更重要」、「誰怕和平？」在最黑暗的日子裡，當他幾乎被黑暗打倒時，這些短語是填補沉默的方式，代替了痛苦的吶喊。
但他堅持下去是正確的，最終這些短語開始得到迴響，從試圖貶低和詆毀他的人的口中討論起來。當大家因愛爾蘭問題相互對立和排斥時，是休姆改變了這個問題。他的愛爾蘭民族主義是與人有關，而不是領土；不是考慮他們為了甚麼而死，而是考慮他們準備和誰住在一起，以這種思考來改變愛爾蘭民族主義。他的想法寫在《貝爾法斯特協議》和修改《憲法》第二條和第三條關於邊界和公民身份；其抱負是「和諧與友誼，團結所有共享愛爾蘭島領土的人民，他們的身份和傳統」。休姆這些短語，曾經被輕描淡寫地稱為"Humespeak"，經過徹底反思後成為愛爾蘭民族主義的語言。在我們當今世界看來，這種民族主義更加文明和體面。
虧欠他最多的，是那些不給他應得榮譽的人。當年休姆冒著可怕的風險，陷入了新芬黨（Sinn Fein）和愛爾蘭共和軍（IRA）挖出的道德深淵；他握住了他們沾滿鮮血的雙手，並將其拉上建設性的政治舞台。休姆充份了解到，他們很可能會取代自己的政黨，成為北方民族主義的主導聲音，然而他仍如此行。事實上，沒有他的帶頭和其他人的配合，很難想像和平進程是可能的。
在荒涼的年代，在那些原本活在毫無意義的衝突中喪生的人中間，休姆讓人有希望地活著。他向我們展示，我們不必成為受害者或作惡者，我們可以為正義而努力，不用為掠奪人性的怒氣而讓步。他清晰的講話，比震耳欲聾的槍聲更加有說服力和有效。那持續、體面的行為，雖然並不吸引，卻沒有被暴力的黑暗所誘惑。休姆給我們留下的，能成為與他同時代的人的鼓勵，並一同生活和工作在一個更好的島嶼上。引用詩人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話：「他離開了這個債務的國度，我們希望明天會更好。」（"That kingdom he hath left his debtor, I wish it soon may have a better."）
重要的和平信念，不止說三次
休姆所以成功，是因為他為人民提供了希望，讓人看到解決的方案，並堅決反對殘酷的行徑。他冒著被暗殺的危險，不畏縮；他一次又一次地，重複著同樣的基本信念，直到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在說：「我們無法擊敗對方，我們必須要彼此合作，在北愛爾蘭，南北雙方共同分享權力；在英國和愛爾蘭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彼此合作。只要每個人都受到公平的對待，並且尊重每個英國人和愛爾蘭人的身份，我們才能彼此生活。」
我們虧欠他的實在太多。我們如此幸運，如果不是在他遠見和領導下的方案，北愛爾蘭會陷入更多的內戰，宗派殺戮將會進一步升級，雙方的戰鬥更加血腥；也許南方可能會陷入困境，因為這場災難破壞了該國在政治和經濟上取得的成就。但休姆幸運地看到了他一生的成就得以實現。他就是我們的馬丁路德金。
妮娜西蒙（Nina Simone）當年為了紀念被暗殺的金博士，寫了這一首歌：
「在這個地球上，住著一個高貴的人，
他向同胞宣揚愛與自由，
他夢想和平將降臨，並留下來，
他將信息傳播到整片土地。
他懇求將另一邊臉頰轉過來，『愛你的鄰舍』就是他的信條，
痛苦、屈辱和死亡，他沒有懼怕。
是的，他不會躲避敵人，因為有聖經在他身旁，
很難想像這位偉人已經死了。⋯⋯」
（"Why? [The King of Love is Dead]"）
（編按：作者為在北愛爾蘭從事種族人權顧問工作。分題為編者所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