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六四烛光集会被警方以防疫为由发出反对通知书，是卅一年来第一次。不过民间自发的纪念情怀，还是卅一年如一日。以教会群体为例，基督徒爱国民主运动发起的祷文联署（见本报上期全版广告），人数是历来第三高，参加者多元依旧，涵盖了不同议题的教内光谱。例如在同运议题上南辕北辙的明光社和基督徒学会，其团体名字都可在今次六四祷文的联署名单上得见，一同记念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哀歌，表达同一份对公义和怜悯的坚持。至于身处内地的天安门母亲，却自年初起就被当局严密监控，以至阻隔通讯，连希望一同悼念当年死于镇压的子女，也难以安排。
极权暴政为民众所带来的压力与不幸，不单单在于其对异见者的蔑视批斗和赶尽杀绝，更在于其抹煞公共与私人活动之间的界线，将权力向所有生活领域无限延伸和操控，以致要规範民众在生活上和思想上的各个方面：大至如何理解一段历史，小至如何唱一首歌，无孔不入，动辄得咎；民众什至要悼念家中至亲，又或表达心底里的一点哀思敬意，都可以随时被横加干预和封杀。凡此种种，目的都是让政权显得神圣不可侵犯。而这些监控与干预亦常常透过群众里的互相揭发和攻击而得以体现——远至内地昔日连场政治运动以及文革时期的血腥批斗，近至本地一些大型商业机构鼓励员工揭发同事在社交媒体的「政治不正确」言论以作解雇，以至今天行将引进香港的内地国安教育，鼓励学生举报家人友人种种可能有违国安的蛛丝马迹。如此一来，整个社会弥漫着「捉鬼」、求自保的心态，还有诬陷出卖得奖赏的机遇；民间的人际互信不难崩分离析，磨灭至归于无有，只有当权者成为膜拜和倚靠的唯一焦点。
对于亟亟取得绝对权力的当权者来说，社群里的差异成了可供播弄来从中渔利的政治机会；但对于珍惜自由和公义的社会来说，如何避免差异遭受播弄而互相攻伐，就成为抗拒暴政恶行渗入日常生活的重要关口。社群里不同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因人而异。但当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愈见削弱，当社会制度愈见不利于个人权利的保障，当「谁是大多数，谁是极少数」成了统战笼络和煽惑批斗的代号，随时龙门任搬；此时此刻，民间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关爱，那怕只有一点一滴，都值得珍而重之。
对基督徒来说，关于不同社会议题的解读和取态，人人领受有所不同；但大家对独一上主的尊崇，远超地上权势，却是信仰之基本。而基督徒生活里所流露的信心、盼望和爱心，更是能够在艰困日子里得以常存的生命特质。左右历史进程的因素有很多，但掌管历史的乃是上主。他手上的塑材，肯定包括基督徒的点滴付出。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否在艰难的日子里成为社会防腐的一把盐，人心昏暗里的一点光，关键在乎我们在日常生活里的某个时刻，能否为到有需要的人说句公道话，坚定而不狂躁；递一杯凉水，带着信任和热心。求主加力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