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近年正不断收紧宗教政策，多地持续拆十架，家庭教会亦相继被取缔。回望中国的历史，过去的宗教政策对今天内地的基督教有什么影响？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邢福增教授在一个聚会上，分享他对一九五八年中国宗教政策的研究，他发现研究有助呈现一个更完整的中国宗教政策蓝图。聚会主要谈及中共在大跃进时期，设立不同的政策来削弱宗教，如要求传道人向党表明效忠心声、参与劳动，取消宗派改由三自组织直接管理教会，更希望除掉一些信仰的传统和价值。这些政策都反映了当时「先红后专」的概念，同时影响着今天中国和香港的社会与教会。
一场高举政治意识的经济运动
中共在文革期间全面执行消灭宗教的政策。邢福增指出，这项政策可以追溯到一九五八年至六○年间。大跃进运动在一九五八年正式开始，邢福增形容那是标志着严重的「左」倾错误（原来的大气候亦为左倾，但这种「左」过于急进而成为了错误）。大跃进对国内的经济造成重大的损失，据冯客所着的《毛泽东的大饥荒》推算，大跃进时期的全国非自然死亡人数高达四千五百万人，可见当时未必是天灾；而大跃进亦不单是一场经济运动，也是政治运动，更影响到中国的宗教政策。
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得政权后，毛泽东提出技术革命，目标是在十五年内「赶上和超越英国」。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修改目标，设立七年内赶上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的大跃进构想，邢福增认为这反映了毛泽东急进的态度。另外，当时新的总路线是要求农业和工业发展要「多、快、好、省」，邢福增指出毛泽东主张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十分进取，更无视了天气等客观因素。
以上的政策推出后，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向毛泽东呈万言书，批评人民公社文化运动。邢福增分析当时各地的领导因为要「跑数」而夸大生产数量，继而迫使人民要达标，正是万言书中提及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风」。彭德怀呼吁要纠正这种现象，令毛泽东大怒，后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和反党集团，更再次发动全国範围的「反右斗争」。
邢福增引用一位学者魏昂德（Andrew Walder）的着作，指大跃进下「政治运动使经济政策蒙上政治忠诚与否的色彩，与阶级斗争画上等号」，令中国后来也强调「政治挂帅」；政治凌驾一切专业，而专家制定的规章和制度亦是为了维护其地位和权力。
左：《毛泽东的大饥荒》，冯客着
右：《脱轨的革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魏昂德着
两种不同的消灭宗教政策路线
一九五八年，共产党希望宗教逐渐消亡，但党内有两种不同的路线，一种是较急进，另一种相对温和。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主张较进取的宗教政策，在一月的宗教专业会议上，他明言宗教为「旧社会残馀的上层建筑」，在剥削阶级消灭后，他认为宗教是不会发展和会逐步削弱，但仍应有意识地促成它逐步削弱下去。邢福增解释，据马克思主义，应让宗教自然消失，但张执一的想法是有意识地促成，即会有目标和具体行动去削弱宗教。
在同年六月的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上，当时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则认为，随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宗教是会自然地消失。他同意要从各方面加以促进其削弱，但较认同以「正面挤」的手法，即不是采取「任何行政命令的办法」。邢福增提到，李维汉是不主张以行政手段正面削弱宗教，反映他的取向较为温和。
中共也有以「五性论」理解宗教，分别是：一、群众性，信徒群体为群众，并具影响力；二、民族性，有些为民族宗教，如伊斯兰教；三、国际性，不少宗教为国际传播，具国际影响力；四、长期性，有深远历史背景；五、复杂性。张执一曾在两份宗教工作报告中，肯定五性论，但指不能只看到「五性」，而「放任自流，不积极进行工作」，强调要利用大跃进的有利形势，削弱宗教势力和影响力。
张执一在一个宗教工作专业会议上，曾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可是邢福增说明，当中的自由不但是宣传宗教的自由，更有「不信宗教的宣传自由」和「反宗教的宣传自由」，目的是为了在政治上团结信徒，要一同劳动发展生产力。张执一当时更直言，「今天的保护，就是为了明天消灭」，希望促使宗教界内部分化，以达消灭之效。
会上，邢福增展示了一段一九五八年关于在宗教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报告节录，当中提到大部份的宗教份子均是反共产主义，因此宗教是阻碍社会主义发展，故要以宗教自由政策来团结教徒和以宗教作斗争武器，过程需不断「克服右倾保守思想，解放思想，破除四大迷信」；四大迷信的其中一条，是指迷信「天主」、「上帝」对教徒思想上的统治作用。
一九五八的基督教大改造
中共在宗教界的政治思想改造工作，主要分为三方面，分别为爱国公约、「交心运动」及劳动生产。他们也会在宗教界培养左派，争取中间派，来打击、孤立右派，更明言要「搞掉」右派的宗教人士，并安插一些「政治上可靠的『小人物』，避免出现有人利用政治地位『替宗教说话』」。在基督教当中，则是计划合并教堂、教派，因其有利中央除掉宗教，更点名要把真耶稣教会打垮。
改造（一）：
传道人要将心给党、劳动生产
由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筹办的基督教杂志《天风》曾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发表名为〈学习总路线更坚决的改造自己〉的社论，呼吁全国基督徒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更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文章重申，不要让教会成为社会主义的绊脚石，不应「只看到宗教信仰一面，漠视社会主义和六亿人民的利益」，不能片面地强调宗教生活而妨碍生产。
当时有不少的教牧也在该杂志刊登文章，以「向党交心」，其中包括当时的中华基督教衞理公会会督江永川牧师、河北永清中华圣公会的吕智民牧师，他们公开表示自己是全心全意接受党的领导。有文章标题为〈把心交给党〉，邢福增笑言，教会常说将心给主，但那时的教牧则是将心给党，「或是真心或是假意，也要写（交心文章）给党」。除了要教会领袖表态支持外，当局亦要求增加宗教界的左派人数，以掌握整个教会的领导权。
同年，《天风》多次刊登文章，讨论传道人是否剥削阶级。邢福增解释，这个说法是回应大跃进，因传道人不用「劳动」工作，奉献为主要的收入来源，故有文章指这是资本主义的「不劳而获的剥削性质」，传道人是社会上的寄生虫，借此批评资本主义，要求传道人「必须参加劳动生产，从劳动中逐步锻炼，改造自己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邢福增补充，传道牧者不单是写文交心给党，更是要劳动和有生产，其后亦有传道人撰文「悔改」，表示会加入劳动。
改造（二）：
合并教会取消宗派，改由三自领导
后期《天风》也带领讨论宗派的问题，并建议合并教会，邢福增指《天风》的文章不是单纯的讨论，而是收到指令要「放风声」，中央将有所行动。当中不少的文章认为教会组织是「帝国主义的烂摊子」，仍保留半殖民主义的面貌，包括教会「畸形分布」问题，国内的堂会太多，人数和资源也不足，应献出教会作劳动场地，因此建议联合崇拜，即合并教会。
温州在一九五八年，更成为了「无宗教试验区」，当时的「无宗教」政策下，暂停所有宗教活动，而当地的地下教会亦在那时开始发展。同年，温州召开三自扩大会议，决定实行合并，取消各宗派的名称，人事统一，财产和经济也统筹统支。温州原本有十七座教堂，最后只保留每宗派一间教堂，但教堂不再由宗派统筹，因此当时大量的教会和宗派消失，组织无法运作；联合崇拜也令教会数目大幅减少。联合崇拜的模式很快便从温州推演至全国各地，同年各地教会数目大幅地减少。
联合礼拜政策实施后，党国加强对全国基督教的管控，宗派组织无法继续管理堂会，房产、人事和财务管理均交由三自组织管理。温州宗教事务处的报告中指的合并教派，是「实行经济统一、人事统一、讲道统一，由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总揽大权」。邢福增综观中国在一九五八年前的宗教政策，虽然三自组织早于一九五四年出现，但过往教会仍是由宗派管理；直至一九五八年中共取消宗派，以三自组织为中心，对教会进行一元化管控。
改造（三）：
打击属灵传统和价值
早于一九一七年成立的真耶稣教会为内地本土基督教教派，五十年代中，该会曾制定革新纲领，加强对政治学习，更表明抗美援朝的决心。当时的会长魏以撒曾作出自我检讨，表达参加三自的心志，总会更通函信徒要学习三自革新宣言。可是，张执一却下令要消灭真耶稣教会，其后魏以撒亦受批判。
为什么要打垮真耶稣教会呢？邢福增指，真耶稣教会是做了所有中央期望的事，但仍被批评，他分析原因有三：一、「排他」的教会观，顾名思义其名称「真」耶稣教会，让人感觉其他的是假；二、有严密的全国组织，导致难以合并；三、浓厚的灵恩传统，予人感觉迷信。《天风》更刊文批评他们「搞上天」、「妖言惑众」、「喷法水」，是针对他们偏向灵恩的宗教经验。
此外，《天风》也曾高调批评属灵刊物《荒漠甘泉》是帝国主义的毒素。邢福增解释因为《荒漠甘泉》经常强调黑暗、苦难和逼迫，知道苦难能靠信仰跨过，认为黑暗可磨练人的灵性；中共政权可能不接受这个说法，认为人应对抗黑暗，故尝试打击《荒漠甘泉》。
不过，有信徒却投稿为《荒漠甘泉》平反，因此「荒漠甘泉的斗争」只是维持了半年。邢福增估计党是为了不激起信徒的情绪，而不硬性处理。在问答环节中，有参加者问及，为何中共愿意在《荒漠甘泉》的斗争中让步，其他的却不会。邢福增回应，中共的宗教政策中有分「必须改」和「可改可不改」，《荒漠甘泉》则属后者，故可让步，加上事件牵涉信仰的核心价值，难以评估信徒反应。
近年内地宗教政策如大跃进
邢福增认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基督教是按一九五八年为「重建」基础，选择由三自直接领导教会，取消宗派的管治权，而这制度一直沿用至今。他提到，党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单是控制和管理，依旧是为了限制和削弱。另外，党国对宗教界人士的政治要求仍是「红（党国）大于专（专业）」，要听党话、跟党走，要他们在「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刻起作用」。
当年毛泽东提出「又红又专」，邢福增分析当红和专发生冲突时，「先专后红」是会引领至资产阶级的道路，因此所谓的「又红又专」实是「先红后专」。他直言大跃进明显是先红后专的运动，如只重视政治上的考虑要求大量生产，却忽视现实和科学的因素，这就是先红后专。在先红后专的影响下，邢福增认为一九四九年至今，内地宗教受到严重侵蚀。
最后，邢福增以两个内地近期的例子作结。苏州两会有副堂主任宣誓时，提到会拥护共产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坚守三自原则，服从党的决定，之后才提及圣经，邢福增指这可反映党国大于信仰的观念。另外，他认为中国不但在形式上拆十架，更是要将宗教思想中国化。他直言，由二○一三年习近平上台后，国内的宗教政策转变有如大跃进时期，他又问，未来会否出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呢？
在问答环节中，有参加者问及香港未来会否出现与大跃进相似的情况。邢福增回应指，大跃进是一种工农业经济运动，难以在香港重复发生，但背后反映的先红后专的现象，已在香港出现。他以在武汉肺炎下戴口罩及封关与否为例，认为两者都是红多于专的决定，虽然有人认为不戴口罩是有科学根据，他反指大跃进时期也被指是有科学根据。知识份子为满足红，而说违心话，他指这正在香港发生。
在教会层面上，邢福增认为香港与内地不同的是香港仍有宗派，没有爱国教会、三自组织，不同宗派有其运作和管理网络，共产党难以渗透每个宗派，而宗派多元性也令左派难以完全掌握实权。不过，他认为「一些红的心态已渗透至教会中，（他们）担心这样做共产党会不喜欢」。虽然不少人的心态已被红所影响，但政权应暂时未能打垮整个宗派。
聚会为「一九五八：中国基督教的大改造」通识大补课，由荣光敬拜事工在四月十七日以Zoom应用程式网上举行，当晚有一百人参加，因程式限定人数有限，主办单位录影当日的聚会，让未能加入网上实时聚会的人随后收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