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內地近年正不斷收緊宗教政策，多地持續拆十架，家庭教會亦相繼被取締。回望中國的歷史，過去的宗教政策對今天內地的基督教有甚麼影響？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邢福增教授在一個聚會上，分享他對一九五八年中國宗教政策的研究，他發現研究有助呈現一個更完整的中國宗教政策藍圖。聚會主要談及中共在大躍進時期，設立不同的政策來削弱宗教，如要求傳道人向黨表明效忠心聲、參與勞動，取消宗派改由三自組織直接管理教會，更希望除掉一些信仰的傳統和價值。這些政策都反映了當時「先紅後專」的概念，同時影響著今天中國和香港的社會與教會。
一場高舉政治意識的經濟運動
中共在文革期間全面執行消滅宗教的政策。邢福增指出，這項政策可以追溯到一九五八年至六○年間。大躍進運動在一九五八年正式開始，邢福增形容那是標誌著嚴重的「左」傾錯誤（原來的大氣候亦為左傾，但這種「左」過於急進而成為了錯誤）。大躍進對國內的經濟造成重大的損失，據馮客所著的《毛澤東的大饑荒》推算，大躍進時期的全國非自然死亡人數高達四千五百萬人，可見當時未必是天災；而大躍進亦不單是一場經濟運動，也是政治運動，更影響到中國的宗教政策。
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得政權後，毛澤東提出技術革命，目標是在十五年內「趕上和超越英國」。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八大二次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修改目標，設立七年內趕上英國，十五年內趕上美國的大躍進構想，邢福增認為這反映了毛澤東急進的態度。另外，當時新的總路線是要求農業和工業發展要「多、快、好、省」，邢福增指出毛澤東主張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是十分進取，更無視了天氣等客觀因素。
以上的政策推出後，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八屆八中全會，當時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向毛澤東呈萬言書，批評人民公社文化運動。邢福增分析當時各地的領導因為要「跑數」而誇大生產數量，繼而迫使人民要達標，正是萬言書中提及的「共產風、浮誇風、強迫風」。彭德懷呼籲要糾正這種現象，令毛澤東大怒，後把彭德懷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和反黨集團，更再次發動全國範圍的「反右鬥爭」。
邢福增引用一位學者魏昂德（Andrew Walder）的著作，指大躍進下「政治運動使經濟政策蒙上政治忠誠與否的色彩，與階級鬥爭畫上等號」，令中國後來也強調「政治掛帥」；政治凌駕一切專業，而專家制定的規章和制度亦是為了維護其地位和權力。
左：《毛澤東的大饑荒》，馮客著
右：《脫軌的革命：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魏昂德著
兩種不同的消滅宗教政策路線
一九五八年，共產黨希望宗教逐漸消亡，但黨內有兩種不同的路線，一種是較急進，另一種相對溫和。當時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主張較進取的宗教政策，在一月的宗教專業會議上，他明言宗教為「舊社會殘餘的上層建築」，在剝削階級消滅後，他認為宗教是不會發展和會逐步削弱，但仍應有意識地促成它逐步削弱下去。邢福增解釋，據馬克思主義，應讓宗教自然消失，但張執一的想法是有意識地促成，即會有目標和具體行動去削弱宗教。
在同年六月的回族伊斯蘭教問題座談會上，當時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則認為，隨社會主義和科學發展，宗教是會自然地消失。他同意要從各方面加以促進其削弱，但較認同以「正面擠」的手法，即不是採取「任何行政命令的辦法」。邢福增提到，李維漢是不主張以行政手段正面削弱宗教，反映他的取向較為溫和。
中共也有以「五性論」理解宗教，分別是：一、群眾性，信徒群體為群眾，並具影響力；二、民族性，有些為民族宗教，如伊斯蘭教；三、國際性，不少宗教為國際傳播，具國際影響力；四、長期性，有深遠歷史背景；五、複雜性。張執一曾在兩份宗教工作報告中，肯定五性論，但指不能只看到「五性」，而「放任自流，不積極進行工作」，強調要利用大躍進的有利形勢，削弱宗教勢力和影響力。
張執一在一個宗教工作專業會議上，曾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可是邢福增說明，當中的自由不但是宣傳宗教的自由，更有「不信宗教的宣傳自由」和「反宗教的宣傳自由」，目的是為了在政治上團結信徒，要一同勞動發展生產力。張執一當時更直言，「今天的保護，就是為了明天消滅」，希望促使宗教界內部分化，以達消滅之效。
會上，邢福增展示了一段一九五八年關於在宗教界開展社會主義教育的報告節錄，當中提到大部份的宗教份子均是反共產主義，因此宗教是阻礙社會主義發展，故要以宗教自由政策來團結教徒和以宗教作鬥爭武器，過程需不斷「克服右傾保守思想，解放思想，破除四大迷信」；四大迷信的其中一條，是指迷信「天主」、「上帝」對教徒思想上的統治作用。
一九五八的基督教大改造
中共在宗教界的政治思想改造工作，主要分為三方面，分別為愛國公約、「交心運動」及勞動生產。他們也會在宗教界培養左派，爭取中間派，來打擊、孤立右派，更明言要「搞掉」右派的宗教人士，並安插一些「政治上可靠的『小人物』，避免出現有人利用政治地位『替宗教說話』」。在基督教當中，則是計劃合併教堂、教派，因其有利中央除掉宗教，更點名要把真耶穌教會打垮。
改造（一）：
傳道人要將心給黨、勞動生產
由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籌辦的基督教雜誌《天風》曾在一九五八年六月，發表名為〈學習總路線更堅決的改造自己〉的社論，呼籲全國基督徒要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並更積極投入社會主義建設。文章重申，不要讓教會成為社會主義的絆腳石，不應「只看到宗教信仰一面，漠視社會主義和六億人民的利益」，不能片面地強調宗教生活而妨礙生產。
當時有不少的教牧也在該雜誌刊登文章，以「向黨交心」，其中包括當時的中華基督教衞理公會會督江永川牧師、河北永清中華聖公會的呂智民牧師，他們公開表示自己是全心全意接受黨的領導。有文章標題為〈把心交給黨〉，邢福增笑言，教會常說將心給主，但那時的教牧則是將心給黨，「或是真心或是假意，也要寫（交心文章）給黨」。除了要教會領袖表態支持外，當局亦要求增加宗教界的左派人數，以掌握整個教會的領導權。
同年，《天風》多次刊登文章，討論傳道人是否剝削階級。邢福增解釋，這個說法是回應大躍進，因傳道人不用「勞動」工作，奉獻為主要的收入來源，故有文章指這是資本主義的「不勞而獲的剝削性質」，傳道人是社會上的寄生蟲，藉此批評資本主義，要求傳道人「必須參加勞動生產，從勞動中逐步鍛煉，改造自己成為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邢福增補充，傳道牧者不單是寫文交心給黨，更是要勞動和有生產，其後亦有傳道人撰文「悔改」，表示會加入勞動。
改造（二）：
合併教會取消宗派，改由三自領導
後期《天風》也帶領討論宗派的問題，並建議合併教會，邢福增指《天風》的文章不是單純的討論，而是收到指令要「放風聲」，中央將有所行動。當中不少的文章認為教會組織是「帝國主義的爛攤子」，仍保留半殖民主義的面貌，包括教會「畸形分佈」問題，國內的堂會太多，人數和資源也不足，應獻出教會作勞動場地，因此建議聯合崇拜，即合併教會。
溫州在一九五八年，更成為了「無宗教試驗區」，當時的「無宗教」政策下，暫停所有宗教活動，而當地的地下教會亦在那時開始發展。同年，溫州召開三自擴大會議，決定實行合併，取消各宗派的名稱，人事統一，財產和經濟也統籌統支。溫州原本有十七座教堂，最後只保留每宗派一間教堂，但教堂不再由宗派統籌，因此當時大量的教會和宗派消失，組織無法運作；聯合崇拜也令教會數目大幅減少。聯合崇拜的模式很快便從溫州推演至全國各地，同年各地教會數目大幅地減少。
聯合禮拜政策實施後，黨國加強對全國基督教的管控，宗派組織無法繼續管理堂會，房產、人事和財務管理均交由三自組織管理。溫州宗教事務處的報告中指的合併教派，是「實行經濟統一、人事統一、講道統一，由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總攬大權」。邢福增綜觀中國在一九五八年前的宗教政策，雖然三自組織早於一九五四年出現，但過往教會仍是由宗派管理；直至一九五八年中共取消宗派，以三自組織為中心，對教會進行一元化管控。
改造（三）：
打擊屬靈傳統和價值
早於一九一七年成立的真耶穌教會為內地本土基督教教派，五十年代中，該會曾制定革新綱領，加強對政治學習，更表明抗美援朝的決心。當時的會長魏以撒曾作出自我檢討，表達參加三自的心志，總會更通函信徒要學習三自革新宣言。可是，張執一卻下令要消滅真耶穌教會，其後魏以撒亦受批判。
為甚麼要打垮真耶穌教會呢？邢福增指，真耶穌教會是做了所有中央期望的事，但仍被批評，他分析原因有三：一、「排他」的教會觀，顧名思義其名稱「真」耶穌教會，讓人感覺其他的是假；二、有嚴密的全國組織，導致難以合併；三、濃厚的靈恩傳統，予人感覺迷信。《天風》更刊文批評他們「搞上天」、「妖言惑眾」、「噴法水」，是針對他們偏向靈恩的宗教經驗。
此外，《天風》也曾高調批評屬靈刊物《荒漠甘泉》是帝國主義的毒素。邢福增解釋因為《荒漠甘泉》經常強調黑暗、苦難和逼迫，知道苦難能靠信仰跨過，認為黑暗可磨練人的靈性；中共政權可能不接受這個說法，認為人應對抗黑暗，故嘗試打擊《荒漠甘泉》。
不過，有信徒卻投稿為《荒漠甘泉》平反，因此「荒漠甘泉的鬥爭」只是維持了半年。邢福增估計黨是為了不激起信徒的情緒，而不硬性處理。在問答環節中，有參加者問及，為何中共願意在《荒漠甘泉》的鬥爭中讓步，其他的卻不會。邢福增回應，中共的宗教政策中有分「必須改」和「可改可不改」，《荒漠甘泉》則屬後者，故可讓步，加上事件牽涉信仰的核心價值，難以評估信徒反應。
近年內地宗教政策如大躍進
邢福增認為，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基督教是按一九五八年為「重建」基礎，選擇由三自直接領導教會，取消宗派的管治權，而這制度一直沿用至今。他提到，黨國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單是控制和管理，依舊是為了限制和削弱。另外，黨國對宗教界人士的政治要求仍是「紅（黨國）大於專（專業）」，要聽黨話、跟黨走，要他們在「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詣，品德上能服眾，關鍵時刻起作用」。
當年毛澤東提出「又紅又專」，邢福增分析當紅和專發生衝突時，「先專後紅」是會引領至資產階級的道路，因此所謂的「又紅又專」實是「先紅後專」。他直言大躍進明顯是先紅後專的運動，如只重視政治上的考慮要求大量生產，卻忽視現實和科學的因素，這就是先紅後專。在先紅後專的影響下，邢福增認為一九四九年至今，內地宗教受到嚴重侵蝕。
最後，邢福增以兩個內地近期的例子作結。蘇州兩會有副堂主任宣誓時，提到會擁護共產黨，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堅守三自原則，服從黨的決定，之後才提及聖經，邢福增指這可反映黨國大於信仰的觀念。另外，他認為中國不但在形式上拆十架，更是要將宗教思想中國化。他直言，由二○一三年習近平上台後，國內的宗教政策轉變有如大躍進時期，他又問，未來會否出現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呢？
在問答環節中，有參加者問及香港未來會否出現與大躍進相似的情況。邢福增回應指，大躍進是一種工農業經濟運動，難以在香港重複發生，但背後反映的先紅後專的現象，已在香港出現。他以在武漢肺炎下戴口罩及封關與否為例，認為兩者都是紅多於專的決定，雖然有人認為不戴口罩是有科學根據，他反指大躍進時期也被指是有科學根據。知識份子為滿足紅，而說違心話，他指這正在香港發生。
在教會層面上，邢福增認為香港與內地不同的是香港仍有宗派，沒有愛國教會、三自組織，不同宗派有其運作和管理網絡，共產黨難以滲透每個宗派，而宗派多元性也令左派難以完全掌握實權。不過，他認為「一些紅的心態已滲透至教會中，（他們）擔心這樣做共產黨會不喜歡」。雖然不少人的心態已被紅所影響，但政權應暫時未能打垮整個宗派。
聚會為「一九五八：中國基督教的大改造」通識大補課，由榮光敬拜事工在四月十七日以Zoom應用程式網上舉行，當晚有一百人參加，因程式限定人數有限，主辦單位錄影當日的聚會，讓未能加入網上實時聚會的人隨後收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