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底，特区政府宣布禁止公众地方四人以上的聚集，以加强社交距离控制，期望阻止疫症传播。然而，相关规例的订立过程显得仓卒，周五傍晚宣布措施大要，周六凌晨发出新闻公布，但到周六晚上措施生效前数小时，相关规例才正式刊宪。社会上对于这些措施的抗疫目的，并无异议；然而在执行细节方面，即使法律学者亦指规例有不清晰之处（见今期第三版报道），社会大众对于如何不会误堕法网自然更莫衷一是，感到部份细节难以实行。
由于规例在主日前的晚上才刊宪，此前信徒教牧在社交网络的讨论，更是炽热：有担心于宗教自由有损，有质疑宗教场所是否公众地方（尤其是本地不少位处二楼的教会，其主要开放对象为会友而非公众），更有怀疑当局将事情说得含糊，而让宗教团体一旦有活动爆发传染而成为众矢之的。
必须指出，自年初疫症爆发以来，本地教会群体的抗疫意识一直有增无减。不少堂会将主日崇拜改作网上播放，取消其馀各项现场聚会。至于少数仍然开放主日崇拜让会众参加的，抗疫措施也是样样不缺：由在门口探热阻止发烧者进入、派发口罩与酒精搓手液，到加阔座位之间的距离，彼彼皆是。禁止公众地方四人以上的聚集以对抗疫情，对教会群体——以至任何一个宗教团体——都肯定是影响重大的。但对教会群体而言，问题的重心并不在抗疫（这其实早成共识无人异议），而在于「公众地方」的定义有否被无声改动，进一步放宽当权者登门入室查禁驱散的门槛，以致为近年早已愈见失衡的公权民权对立局面火上加油，祸延宗教自由。
关于民权被打压，过去大半年的逆权运动，例子罄竹难书。民间社会对于抗疫措施会否被当权者滥用，这份忧虑自然不难明白。尤其是在措施生效后，有「黄色经济圈」的知名食店被警方不断巡查，什至有半小时内两度巡查的情况，让店方不胜其扰，于社交网站高调呼援。当权力制衡失效，每一次可能搬动官民界线的措施，都肯定会触动香港社会的神经线，关心所享有的自由如何得以尊重，以至得以捍卫。民间社会这份珍惜自由的自我防卫意识，跟数月以来见证于共享口罩和漂白水的抗疫精神，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据民调显示，自去年反送中运动至今，特区政府的民望低处未算低，其中警民关系更是跌至冰点。即使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港爆发以来，多场大型群众集会均只能取消，但根据最新民调，这段日子港人的民主诉求依然有增无减，要求行政长官辞职的受访者最新比例更达六成三。疫情问题只能科学解决，政治问题亦只能政治解决。面对变化急剧的疫情，民间社会没必要因为一些有科学根据的防疫措施源于政府，而将之轻视什至忽略；但每一道新的法规会否成为当权者新的越权诱惑，民间社会却实在不可不慎。教会群体亦应知所辨别，小心应对，在健康疫境与政治逆境里，与受苦受逼迫者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