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底，特區政府宣佈禁止公眾地方四人以上的聚集，以加強社交距離控制，期望阻止疫症傳播。然而，相關規例的訂立過程顯得倉卒，週五傍晚宣佈措施大要，週六凌晨發出新聞公佈，但到週六晚上措施生效前數小時，相關規例才正式刊憲。社會上對於這些措施的抗疫目的，並無異議；然而在執行細節方面，即使法律學者亦指規例有不清晰之處（見今期第三版報道），社會大眾對於如何不會誤墮法網自然更莫衷一是，感到部份細節難以實行。
由於規例在主日前的晚上才刊憲，此前信徒教牧在社交網絡的討論，更是熾熱：有擔心於宗教自由有損，有質疑宗教場所是否公眾地方（尤其是本地不少位處二樓的教會，其主要開放對象為會友而非公眾），更有懷疑當局將事情說得含糊，而讓宗教團體一旦有活動爆發傳染而成為眾矢之的。
必須指出，自年初疫症爆發以來，本地教會群體的抗疫意識一直有增無減。不少堂會將主日崇拜改作網上播放，取消其餘各項現場聚會。至於少數仍然開放主日崇拜讓會眾參加的，抗疫措施也是樣樣不缺：由在門口探熱阻止發燒者進入、派發口罩與酒精搓手液，到加闊座位之間的距離，彼彼皆是。禁止公眾地方四人以上的聚集以對抗疫情，對教會群體——以至任何一個宗教團體——都肯定是影響重大的。但對教會群體而言，問題的重心並不在抗疫（這其實早成共識無人異議），而在於「公眾地方」的定義有否被無聲改動，進一步放寬當權者登門入室查禁驅散的門檻，以致為近年早已愈見失衡的公權民權對立局面火上加油，禍延宗教自由。
關於民權被打壓，過去大半年的逆權運動，例子罄竹難書。民間社會對於抗疫措施會否被當權者濫用，這份憂慮自然不難明白。尤其是在措施生效後，有「黃色經濟圈」的知名食店被警方不斷巡查，甚至有半小時內兩度巡查的情況，讓店方不勝其擾，於社交網站高調呼援。當權力制衡失效，每一次可能搬動官民界線的措施，都肯定會觸動香港社會的神經線，關心所享有的自由如何得以尊重，以至得以捍衛。民間社會這份珍惜自由的自我防衛意識，跟數月以來見證於共享口罩和漂白水的抗疫精神，其實是一脈相承的。
據民調顯示，自去年反送中運動至今，特區政府的民望低處未算低，其中警民關係更是跌至冰點。即使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港爆發以來，多場大型群眾集會均只能取消，但根據最新民調，這段日子港人的民主訴求依然有增無減，要求行政長官辭職的受訪者最新比例更達六成三。疫情問題只能科學解決，政治問題亦只能政治解決。面對變化急劇的疫情，民間社會沒必要因為一些有科學根據的防疫措施源於政府，而將之輕視甚至忽略；但每一道新的法規會否成為當權者新的越權誘惑，民間社會卻實在不可不慎。教會群體亦應知所辨別，小心應對，在健康疫境與政治逆境裡，與受苦受逼迫者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