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基督宗教的年历，每年复活节前的四十天被称为预苦期或大斋期。传统教会会在首天将去年棕枝主日所用的棕枝烧成灰烬，在信徒额上涂成一个十字，之后以四十天的反思与禁食，预备迎接受难节与复活节。今年武汉肺炎肆虐，连着重传统礼仪的教会也迫不得已取消了圣灰日的聚会来防疫。不过，预苦期里伴随攻克己身而来的自省空间，总不会因为聚会暂停而消失。而当香港经历疫症的痛苦与磨难，预苦期所标志的自省就更值得重视，无论在社会抑或个人层面。
病毒不认人，但不同社会的抗疫能力却大相迳庭，除了关乎气候因素，更涉及政府的管治能力与意志、医疗制度与水平、医护人员士气、公民社会的自发互助与资讯流通等等，不一而足。中央集权的政府做事或能手起刀落；但要刀法准确而不致失诸交臂，那个让公民社会得以发挥的自由空间就不能或缺，好指出错误并尽快加以纠正，也使中央决策所未能顾及的漏洞减至最少。武汉肺炎疫症爆发至今，无论是内地包括李文亮在内的八名医生，抑或日本的岩田健太郎教授，在在都身体力行地实践「吹哨者」于疫症关键时刻的社会责任；可惜两者所处社会有别，遭遇也差距什远。
回望香港，纵使民间尚有一点点言论空间，掌权者对民间诉求与异议声音，又是尊重，是藐视，还是摆出警察来镇压和威吓？自武汉肺炎在港首宗确诊个案以来，要求封关（封人不封货）的民间强烈诉求一直得不到正视，错失堵截外来患者在港播毒的时机，什至一度触发医护罢工。而由兴建临时隔离措施到在海外确诊港人的病况，政府又未有开诚布公。在社会缺乏信任下，经常谣言四起。面对尚待曙光的抗疫路，倘若特区政府不改弦易辙，恐怕还会继续事倍功半。
另一方面，当公民社会挑起了抗疫的大半担子，我们更需要就当中的人性光明和黑暗面细心思量。个多月以来，无论是互相分享口罩，抑或网上自发制作的各式「停课不停学」资源，在在都见证香港公民社会成熟的一面，值得为此而感恩。然而，当目睹囤积厕纸背后的恐惧与盲目、口罩骗案背后的贪婪与诡诈，还有对非我族类确诊肺炎后的幸灾乐祸，我们又可会抚心自省？要支撑一个让人性光明面得发挥空间的民主社会，除了制度上的改革，还需要怎样的公民德性与心肠？
《经济学人》近日就分析自一九六○年代以来全球各地多场大型疫症，指出同一场疫症在民主国家的死亡率，均比同区同等经济收入的非民主国家为低。香港社会距离真民主仍远，但公民社会的生命力和反应力要得以维持，就需要不断的自省——即使在未确立真普选之前，我们仍要面对疫症，以至风险社会未来不可知的一个个巨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