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基督宗教的年曆，每年復活節前的四十天被稱為預苦期或大齋期。傳統教會會在首天將去年棕枝主日所用的棕枝燒成灰燼，在信徒額上塗成一個十字，之後以四十天的反思與禁食，預備迎接受難節與復活節。今年武漢肺炎肆虐，連著重傳統禮儀的教會也迫不得已取消了聖灰日的聚會來防疫。不過，預苦期裡伴隨攻克己身而來的自省空間，總不會因為聚會暫停而消失。而當香港經歷疫症的痛苦與磨難，預苦期所標誌的自省就更值得重視，無論在社會抑或個人層面。
病毒不認人，但不同社會的抗疫能力卻大相逕庭，除了關乎氣候因素，更涉及政府的管治能力與意志、醫療制度與水平、醫護人員士氣、公民社會的自發互助與資訊流通等等，不一而足。中央集權的政府做事或能手起刀落；但要刀法準確而不致失諸交臂，那個讓公民社會得以發揮的自由空間就不能或缺，好指出錯誤並盡快加以糾正，也使中央決策所未能顧及的漏洞減至最少。武漢肺炎疫症爆發至今，無論是內地包括李文亮在內的八名醫生，抑或日本的岩田健太郎教授，在在都身體力行地實踐「吹哨者」於疫症關鍵時刻的社會責任；可惜兩者所處社會有別，遭遇也差距甚遠。
回望香港，縱使民間尚有一點點言論空間，掌權者對民間訴求與異議聲音，又是尊重，是藐視，還是擺出警察來鎮壓和威嚇？自武漢肺炎在港首宗確診個案以來，要求封關（封人不封貨）的民間強烈訴求一直得不到正視，錯失堵截外來患者在港播毒的時機，甚至一度觸發醫護罷工。而由興建臨時隔離措施到在海外確診港人的病況，政府又未有開誠佈公。在社會缺乏信任下，經常謠言四起。面對尚待曙光的抗疫路，倘若特區政府不改弦易轍，恐怕還會繼續事倍功半。
另一方面，當公民社會挑起了抗疫的大半擔子，我們更需要就當中的人性光明和黑暗面細心思量。個多月以來，無論是互相分享口罩，抑或網上自發製作的各式「停課不停學」資源，在在都見證香港公民社會成熟的一面，值得為此而感恩。然而，當目睹囤積廁紙背後的恐懼與盲目、口罩騙案背後的貪婪與詭詐，還有對非我族類確診肺炎後的幸災樂禍，我們又可會撫心自省？要支撐一個讓人性光明面得發揮空間的民主社會，除了制度上的改革，還需要怎樣的公民德性與心腸？
《經濟學人》近日就分析自一九六○年代以來全球各地多場大型疫症，指出同一場疫症在民主國家的死亡率，均比同區同等經濟收入的非民主國家為低。香港社會距離真民主仍遠，但公民社會的生命力和反應力要得以維持，就需要不斷的自省——即使在未確立真普選之前，我們仍要面對疫症，以至風險社會未來不可知的一個個巨大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