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坛讯】使命公民运动于六月三日举办「未敢忘记——我们的六四故事」。支援学运流亡人士的朱耀明牧师和多年推动香港民主运动的郭乃弘牧师分享一九八九年六四的经历。朱耀明指，教会应成为时代的灯，辨别路向及是非，抵挡不义的政权。
朱耀明分享他在八九年六四前夕所见，指当时的民主运动燃点起中国人的爱国情怀，以及所有人对国家的梦想，一同反贪腐；他亦接触了当时的领袖、学生，了解他们的想法。六月三日，他因为要为一位朋友证婚，所以便回到香港。他忆起当时参加婚宴，参加的众人把收音机放到桌上，留意着北京的消息，一听到当地有人开枪，大家心里顿时都沉了一下。当婚宴后回到家，他很深刻的画面是看见天安门的灯都关掉，那种漆黑令人感到恐惧。
朱耀明说，香港教会回应迅速，五月二十日成立「香港基督徒声援中国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爱民会」）后，立即印刷十七万的号外单张在全港各教会派发，全港基督徒亦帮忙在各地铁站派发；相比现在，他感到很唏嘘，指因那时教会有很强的信念，支持罢工、罢课、罢市，严厉谴责中共政权，但那些却成为历史了。
做正直人，坚持正确的事
面对当时紧张的政治氛围，朱耀明忆起那些年担任支联会的副主席时有很大压力。曾有人问他为何作为一位牧师要做支联会的副主席，他的回答是觉得不能因为政治的压力而离开弟兄姊妹，反应与他们同行。朱耀明最近读约伯记，当中也有对他有些提醒：约伯是正直（勇敢）、敬畏神的人，在错误中仍坚持正确的事，这呼应着耶稣要信徒背起十字架跟随他。朱耀明亦提到，基督徒有两个十字架：击破不义的制度、建立仁爱的社会。
「走民主公义路时，旁边会有很多诱惑，会给你一些甜头或权力，让你顺服于恶势力之下，教会最大的危险是附和它。」朱耀明认为，教会应「成为时代最大的希望」，成为时代的灯，辨别路向和是非。「教会什么时候要寻求稳定？教会要抵挡不义的政权。」他引用奥古斯丁的话：「政权就是一班匪帮（黑社会），按各人的需要分赃」，指教会应是基督的活见证，要有为公义牺牲的心，穿起全副武装与恶魔争战。「当我们失去志气，社会就一定会低沉。」
朱耀明
郭乃弘
六四加深港人对共产党的不信任
郭乃弘忆述八九年时，有很多基督徒关注六四事件和声援学生，包括曾有教会在报纸登全版广告、有一万七千人参与爱国民主运动全港基督徒大会、约一千一百人参与国难民运信仰反思研讨会。
他指六四的发生，除了促使当时一些欧美国家与中国断绝来往、令当时东欧政权倒下，也使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对香港影响更为深远。郭乃弘说，一九八九年时有一半香港人移居自内地，六四令他们发现中国仍然想控制、压迫异见人士，「这加深港人对共产党的不信任」。郭乃弘认为，六四前香港人对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乐观的，但六四后则对香港前途没有信心。
在问答环节，一位教会传道人分享三十年前后的经历。一九八九年六四时，她因要代课未能到北京。九○年七月，她到了莫高窟，一个卖冰棒的老婆婆跟她谈起六四，那传道人觉得很震撼，因为在一个没有网络的年代，婆婆却知道六四的事件；二○○○年她到了西藏，那里的人也谈起当地压制事件。从这些故事，提醒着她香港人给予他们很多盼望，能让他们自由分享。她亦分享，她十六岁的儿子在六月四日生日，选择和父母吃饭之馀，反而决定坚持每年和一家人到维园悼念六四。
有与会者问及，每年纪念六四形式相若，应如何强化意义，延续下去。朱耀明解释，六四每点的烛光不只是悼念，亦是对政权的抗争、对天安门母亲一种的支持和安慰、为流亡人士发声，不需太着重晚会项目，因这些项目都表达了人们在极权、屠杀所受的痛苦。
主持人亦提及，一四年的雨伞运动九二八和八九年天安门六四事件很相似，大家都「未敢忘记，不敢回忆」；雨伞运动三个月的占领彷佛无疾而终，问及两位讲员如何在度过六四后的这三十年。郭乃弘回应，他希望尽可能鼓励年轻信徒负起社会责任；他对于中国前途不感乐观，希望能鼓励香港人醒觉，他提及自己亦曾到欧美各国谈及香港的情况，盼望能使他们更多注意香港。朱耀明则谈起一四年的伞运，他不认同看似毫无成果，因为「起码有四个人在坐牢」，而且亦把香港带到一个新社会模式。他亦深信神是掌管历史的主。
有与会者亦提及六月九日《逃犯条例》游行，担心会有反对者在当中破坏。朱耀明回应时指「和平就是最大的力量」，亦引用马丁路德金所指发起「自由本身不会由掌权者白白给予，而需要反抗，但反抗是具备牺牲和受苦的心志。」他说社会是在挑战信徒持守、宣讲和履行真理的决心。他谈起占中的好友陈健民现时在监牢时亦非常感触，忆起陈健民明明知道不会成功，但仍然抗争。朱耀明又指香港现陷于政治悬崖，反问会众有没有决心改变社会。
是次讲座假九龙佑宁堂举行，约有一百二十人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