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論壇訊】使命公民運動於六月三日舉辦「未敢忘記——我們的六四故事」。支援學運流亡人士的朱耀明牧師和多年推動香港民主運動的郭乃弘牧師分享一九八九年六四的經歷。朱耀明指，教會應成為時代的燈，辨別路向及是非，抵擋不義的政權。
朱耀明分享他在八九年六四前夕所見，指當時的民主運動燃點起中國人的愛國情懷，以及所有人對國家的夢想，一同反貪腐；他亦接觸了當時的領袖、學生，了解他們的想法。六月三日，他因為要為一位朋友證婚，所以便回到香港。他憶起當時參加婚宴，參加的眾人把收音機放到桌上，留意著北京的消息，一聽到當地有人開槍，大家心裡頓時都沉了一下。當婚宴後回到家，他很深刻的畫面是看見天安門的燈都關掉，那種漆黑令人感到恐懼。
朱耀明說，香港教會回應迅速，五月二十日成立「香港基督徒聲援中國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愛民會」）後，立即印刷十七萬的號外單張在全港各教會派發，全港基督徒亦幫忙在各地鐵站派發；相比現在，他感到很唏噓，指因那時教會有很強的信念，支持罷工、罷課、罷市，嚴厲譴責中共政權，但那些卻成為歷史了。
做正直人，堅持正確的事
面對當時緊張的政治氛圍，朱耀明憶起那些年擔任支聯會的副主席時有很大壓力。曾有人問他為何作為一位牧師要做支聯會的副主席，他的回答是覺得不能因為政治的壓力而離開弟兄姊妹，反應與他們同行。朱耀明最近讀約伯記，當中也有對他有些提醒：約伯是正直（勇敢）、敬畏神的人，在錯誤中仍堅持正確的事，這呼應著耶穌要信徒背起十字架跟隨祂。朱耀明亦提到，基督徒有兩個十字架：擊破不義的制度、建立仁愛的社會。
「走民主公義路時，旁邊會有很多誘惑，會給你一些甜頭或權力，讓你順服於惡勢力之下，教會最大的危險是附和它。」朱耀明認為，教會應「成為時代最大的希望」，成為時代的燈，辨別路向和是非。「教會甚麼時候要尋求穩定？教會要抵擋不義的政權。」他引用奧古斯丁的話：「政權就是一班匪幫（黑社會），按各人的需要分贓」，指教會應是基督的活見證，要有為公義犧牲的心，穿起全副武裝與惡魔爭戰。「當我們失去志氣，社會就一定會低沉。」
朱耀明
郭乃弘
六四加深港人對共產黨的不信任
郭乃弘憶述八九年時，有很多基督徒關注六四事件和聲援學生，包括曾有教會在報紙登全版廣告、有一萬七千人參與愛國民主運動全港基督徒大會、約一千一百人參與國難民運信仰反思研討會。
他指六四的發生，除了促使當時一些歐美國家與中國斷絕來往、令當時東歐政權倒下，也使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對香港影響更為深遠。郭乃弘說，一九八九年時有一半香港人移居自內地，六四令他們發現中國仍然想控制、壓迫異見人士，「這加深港人對共產黨的不信任」。郭乃弘認為，六四前香港人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樂觀的，但六四後則對香港前途沒有信心。
在問答環節，一位教會傳道人分享三十年前後的經歷。一九八九年六四時，她因要代課未能到北京。九○年七月，她到了莫高窟，一個賣冰棒的老婆婆跟她談起六四，那傳道人覺得很震撼，因為在一個沒有網絡的年代，婆婆卻知道六四的事件；二○○○年她到了西藏，那裡的人也談起當地壓制事件。從這些故事，提醒著她香港人給予他們很多盼望，能讓他們自由分享。她亦分享，她十六歲的兒子在六月四日生日，選擇和父母吃飯之餘，反而決定堅持每年和一家人到維園悼念六四。
有與會者問及，每年紀念六四形式相若，應如何強化意義，延續下去。朱耀明解釋，六四每點的燭光不只是悼念，亦是對政權的抗爭、對天安門母親一種的支持和安慰、為流亡人士發聲，不需太著重晚會項目，因這些項目都表達了人們在極權、屠殺所受的痛苦。
主持人亦提及，一四年的雨傘運動九二八和八九年天安門六四事件很相似，大家都「未敢忘記，不敢回憶」；雨傘運動三個月的佔領彷彿無疾而終，問及兩位講員如何在度過六四後的這三十年。郭乃弘回應，他希望儘可能鼓勵年輕信徒負起社會責任；他對於中國前途不感樂觀，希望能鼓勵香港人醒覺，他提及自己亦曾到歐美各國談及香港的情況，盼望能使他們更多注意香港。朱耀明則談起一四年的傘運，他不認同看似毫無成果，因為「起碼有四個人在坐牢」，而且亦把香港帶到一個新社會模式。他亦深信神是掌管歷史的主。
有與會者亦提及六月九日《逃犯條例》遊行，擔心會有反對者在當中破壞。朱耀明回應時指「和平就是最大的力量」，亦引用馬丁路德金所指發起「自由本身不會由掌權者白白給予，而需要反抗，但反抗是具備犧牲和受苦的心志。」他說社會是在挑戰信徒持守、宣講和履行真理的決心。他談起佔中的好友陳健民現時在監牢時亦非常感觸，憶起陳健民明明知道不會成功，但仍然抗爭。朱耀明又指香港現陷於政治懸崖，反問會眾有沒有決心改變社會。
是次講座假九龍佑寧堂舉行，約有一百二十人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