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终生为上主所用，矢志与弱势者和穷苦人同行，祈求彰显上主公义，实践天国在人间，传颂爱与和平福音的牧师，垂老之年，满头白发，站在法庭被告栏，以待罪之身作最后的陈辞，看似极其荒谬和讽刺，什至被视为神职人员的羞辱！然而，此时此刻，在我心中，在法庭的被告栏，是一生牧职最崇高的讲坛，死荫的幽谷成就了灵性的高峰。
几十年来，讲道无数，想不到最费时、最用心、受众最多的讲道，正是在被告栏的陈辞。这里有我童年的故事、牧区的故事、香港的故事、民主的故事、最后一里的故事、雨伞运动的故事、人间和天国的故事。
古时的犹太人，期待救赎主来临的日子，那里再没有痛苦和眼泪，但基督道成肉身，住在人间，经历人世的艰辛，诠释了救赎主的真义：「那里有痛苦和眼泪，那里就有救赎主！」在乖谬的时代，在专权的国度，在扭曲的社会，我甘愿成为一个勇敢的敲钟者，唤醒人间昏睡的灵魂。
这一切，从我童年的故事说起。
我的童年故事
我自幼失怙、失恃，幼时被送回乡间随祖母生活。
小学时，目睹残酷的土地改革运动，许多「地主」受公审，群情汹涌，有些即时枪毙而死去，有些不堪凌辱而自尽。政治斗争下，田地荒废，人民成为牺牲者，捱饥抵饿，以树叶野果充饥。我替人看牛和种田，与祖母相依为命，小学教育在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下完成。祖母离世更是无依，她死前托一位乡里，申请我重回香港。我担着自己的行李，步行了一天，才到达台城车站。抵港的第一天，便上工当学徒，不甘永远煮饭和洗衣，出走露宿街头，替人擦鞋为生，饱受歧视，更被黑社会欺凌殴打。
有一年，患上风湿性心脏病，住院两个多月。躺在病床，看见病友死前的挣扎，看见别人探病的亲友，我却孑然一身，伤心莫过于此。我开始问自己：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生，彷佛是我个人的负累；死，可能是个人的彻底解脱。就在我充斥死和解脱的念头时，一位慈祥的老人家，介绍我充当校工。主任是一位虔诚爱主的基督徒，常传福音，邀请我返教会崇拜。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十四6，《和合本修订版》，下同），像痛苦尽处的灯火，给我生命的亮光。我逐渐明白，我不能放弃，生活虽然孤苦，若然人间有爱、正道、真理、更高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道路，我决志跟随。靠着上主的恩典，凭着信心，克服学习上和经济的困难，拿着离职的一个月拿的港币一百三十元的工资，开始半工半读，完成了三年高中、四年大专、三年神学院的课程，预备作传道者，服侍基层，与弱势者和穷苦人同行。我知道，前行路上不再孤单，因为主与我同行。
我的牧区故事
1974年，我受托到柴湾浸信会服侍。柴湾，一直被人视为香港的「红番区」，名称的由来，是由于地区人多挤迫，居民生活贫穷，教育水平低下，医疗衞生不足。适龄儿童虽有学校教育，但没有家庭的爱和关怀，一家大小，挤在仅可放置一床一柜的徙置区，生活困苦，环境恶劣，青少年吸毒和犯罪率非常高。还有不少家庭住在木屋区，夏天有风灾和雨灾，冬天深夜常有火灾。每一次，我到灾难现场，拥抱安慰灾民，都深感穷人的痛苦与无助，我会用教会慈惠基金，拨款援助不幸的灾民。
曾有一位弟兄向我诉说，他遭受市政署不公平对待，他的小贩摊档没法经营。他向自己教会的牧师求助，牧师却说：「我为你祈祷吧，祈祷过后，你就要去找朱耀明牧师了。」这位弟兄来到我的面前，我跟他说，我们也祈祷。不过，我可多走一步，陪同他向行政立法两局议员申诉署申诉，结果把问题解决了。
身为传道人，不能对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的人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要的，这有什么益处呢？」（雅二16）多走一步，教会应是散播盼望的群体；多走一步，教会应是拥抱伤痛的群体；多走一步，才是教会存在的真正意义。我一心决志与民同行，多走一步，一起争取改善民生，争取兴建东区走廊，争取兴建东区医院，争取木屋居民上楼，争取改善工人生活。
希望，就在争取和奋斗的人当中。但教会是保守的，对传道人参与争取的社会运动，总是有所顾虑。当年，参与争取兴建东区医院时，我的教会正向政府申请土地兴建教堂，第一次接受电视台访问时，心里有点不安，担心政府视我们为压力团体，拒绝批地；担心我的同工和教友，对教会牧师参与社会运动，未能认同。
但圣经给我无尽的勇气和力量。圣经记载，耶稣道成肉身，住在人间，他宣告：「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看见，受压迫的得自由」（路四18），这不是人类被救赎的好消息吗？结果有权有势的人却带他到山崖，欲置他于死地，但耶稣并不惧怕，从容地从人群穿过去，走了。我们生于世上的信徒，应牢记保罗的教训，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腓一21）
基督没有身体：「基督以你为他的身体，以你的双手完成他的工作，以你的脚走遍世界，透过你的双眼，把怜悯的目光投向世界。」——大德兰修女（Teresa of Avila,1515-1582）
我被召为上主的仆人，效法基督，跟随基督的脚步，承托他的使命，于世上传达上主的关怀，不应惧怕任何的政治压力和别人的评价。多走一步，与民同行，就是一步一步追随基督。
香港的故事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战祸，逃难来港，过着流离的艰辛生活，拼搏几十年以为可以安定下来。中英政府于1984年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中国收回主权，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保证香港五十年不变，但却未能完全稳定人心。
教会为此，曾推动「香港是我家」运动，以鼓励港人不要离去。1984年9月，有八十九个团体集会于土瓜湾「高山剧场」，要求渐进「还政于民」。香港教会为稳定人心，于1984年也表达了清晰的《信念书》：「1997年后维持高度自治，市民享有神所赋予的人权、自由，包括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出入境、信仰及传教等自由。政府必须向香港市民直接负责；不单要致力于香港的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的是重视市民中沉默的大多数者的利益；并要继续保持立法、司法及行政独立。」
信念基于我们的信仰：每个人都是按照上主的形象被造的。因此，人人应受尊重和保护，我们致力争取民主，因为民主的理想是自由、平等和博爱。政治自由不是单一地对国家的效忠，也应承认人的尊严，而且人人生活在社会，都有其独特的潜力和能力，贡献和创建社会，而人权是上主所赋予，任何政权均不得随意剥夺。
不幸，1989年北京的民主运动，中共政权以「屠城」结束，目睹这场运动的结果，港人不寒而栗，对民主的诉求更为殷切。当时，社会有要求英国给予港人护照，有要求1991年立法局必须由普选产生，八九民运之后，我主要照顾流亡的民运人士，拥抱苦难者。
1991年有地区直选议员。1995年已增加直选议席。同时，1991年港督卫奕信签署了《香港人权法案》，香港既有的《社团条例》及《公安条例》所有抵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全予废除。普选有了进度和时间表，《人权法》使港人有进一步保障，我便少参与政制讨论，多致力民生工作，特别是医疗、善终及退休保障等。我心中怀抱善良的希望：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会一天天的好起来。
民主的故事
一切善良的愿望，竟然日渐渺茫，我又要重上高山，为了民主再启航。圣经的阿摩司先知，最关心公义与公平，他目睹失序和荒谬的社会繁荣，只限于富有的人，穷人仍然受着不公平的待遇和压迫，他严厉警告世人：「你们要遭殃了。因为你们歪曲正义，剥夺了人民的权利！」（参摩五7）香港有七百多万人，人人生而平等，政府却剥夺人民的提名权、参选权。首届特首由四百人选出，政府和人民没有任何关连。至今仍是由小圈子一千二百人选出。政府眼中没有人民，人民也不信任政府，对于千百般民怨，特首一声「早晨」，就视而不见。
2003年「沙士」袭港，政府抗疫无方，结果二百九十九人死亡，一千七百五十五人染病，董建华耗尽香港人的同情怜悯心，市民努力互济之时，他却硬推廿三条立法，导致五十万人上街抗议，最后「脚痛」下台。
立法会保有功能组别，剥夺了议员的私人提案权，政府的议案只要掌握功能组别和保皇党的票数，很容易就可以通过，这种走向专权的制度，人民的生活较回归前更困苦、更无助、更伤心。
我们再不能沉默了，为平等的人权，民主必须多走一步。本着争取民主的初衷，2002年，我们组成「香港民主发展网络」（Hong Kong Development Network）（以下简称民网），成员包括有律师、学生、学者，并由陈健民教授领导三十多名教授，研究符合《基本法》要求的政制方案。
2004年4月「民网」完成了方案，准备呈交政府和公开宣布，让社会讨论民主政制。不幸，中央政府却于4月6日释法，否定了2007和2008的普选。所有参与研究的学者非常愤怒，并于5月的记者会齐穿黑衣，宣告「香港民主已死」。自此之后，我专心公民教育，发展教会的服务事工。
最后一里的故事
2008年，我做大肠钡剂造影检查（Barium Enema），穿肠钡入腹腔，即时要接受紧急外科手术，医生表示我只有五成生存机会。徘徊于生死边缘，几乎陷于生离死别的时候，我嘱咐儿子说：「孩子！要好好照顾妈妈呀！」
感谢上主的恩典和医生的悉心治疗，救回我的生命。病后，我心里只有三个心愿，做好教会退休后的交接工作；陪伴妻子和家人，特别两位孙儿，我很喜欢和他们游玩、嬉水；写一本关于民运的历史书，只此而已，我便满足了。
2010年我退休了，许多关心我身体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均劝我：牧师，你对教会和社会已尽心尽力了，够了，好好休息和陪伴家人吧！2013年1月，当戴耀廷教授发表一篇名为〈公民抗命：香港民主运动的大杀伤力武器〉的文章时，我不以为意。
当戴教授于2013年2月提及邀请陈健民教授和我参与「公民抗命」时，我感到惊讶愕然。我人老了，身体又多病痛，怎可能参与呢？唯有致电我的好朋友陈健民教授，征其意见，他竟然说：「牧师，我现在于巴黎，你先答应，待我回来，再详谈商议。」
身处管治失效，道德沦落，没有威信，强调斗争，不顾人民死活的政府，似乎无意实践承诺于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故迟迟不提出谘询。戴耀廷教授和陈健民教授不惜为公义、公平牺牲，争取2017年一人一票选特首，我虽然已七十高龄，但禁不了良知的呼唤，我绝不会让我的弟兄孤身上路。
还记得少年时，基督教我认识真理，离开孤单的人生；还记得教会内，基督训示我拥抱穷人，让他们不再孤单。今天，民主号角再次响起，我怎能让有心人孤单呢？我的眼睛明亮起来，凭着良知多走一步，与民众多走一里路。圣经告诉我：「……爱是出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提前一5）
我本着清心、简念、分别为圣──无利益冲突、无权利欲望、无隐藏议程、决心为香港尽最后一分力，与港人再多走一步。2013年3月27日，我们选择在教堂十字架前表达我们愿意牺牲和受苦的精神，宣读「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信念。
当日我的祷告是：「我们以敬虔、谦卑和祈祷的心，我们没有怨恨；反之，我们心怀爱意，不打倒任何人，亦无意对抗和反对任何政权；反之，我们坚守法律，我们以身违法，为的是要突显目前政制不公义的地方。若果我们因此行动失去个人自由，而能为今日社会和下一代带来更大的自由，那么，我们可能失去的自由，就微不足道，这也心甘情愿的！我们选择和平非暴力的运动，虽然我们面对的不公义力量是那么巨大、掌权的人那么难以对付，我们绝不害怕和逃跑。我们可以重新肯定自己人性的尊严，采用和平非暴力的抗争，揭示不公平法律的不公义，迫使邪恶不能再躲藏在合法性的框架内。」
「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原是透过公民商讨、公民授权、对话谈判去争取普选，在迫不得已时才采取公民抗命。
中央政府却于2014年6月出版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宣布「中央全面管治」，那么，《中英联合声明》中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中央官员竟然回应说，回归以后，《中英联合声明》已失效。
从来没有想过，《中英联合声明》如白纸一张。中央政府原于2012年承诺2017年香港普选行政长官，惟人大常委2014年8月31日的决定，全面落闸，封闭普选和对话之门。
雨伞运动的故事
对话之路走尽了，和平占中启程了。「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定于2014年10月1日举行，为此，我们于9月18日入信申请「不反对通知书」，9月25日和警方商谈安排细节。
9月22日专上学生联会组织一周罢课不罢学的行动，抗议八三一之决定，并于政府总部外集会。但罢课学生于9月26日冲进政府总部的「公民广场」，学生领袖被拘捕，引发大批市民响应，挤满了政府总部外面的街道。期间，市民高呼「守护学生」，要求即时「占中」。
9月27日晚，我们与在场的学生代表举行会议，取得共识。9月28日凌晨1时40分由戴教授宣布「占领」行动开始，但集会的人群开始离开，不久学联宣布这次是学生运动，并非「占中」。
9月28日早上，警方封锁所有进入政府总部的道路，意图孤立场内的学生和市民。9月28日中午时分，消息传来，梁振英于下午3时30分召开记者招待会，我们围坐在「命运自主」台，见到警方似要准备清场。因为这次行动不是「和平占中」运动，因此，我即时要求义工和纠察离场，不要被捕，否则无人主持10月1日的集会。初时三子建议我随义工离场，但最终决定，我还是留下来待警察清场，我们三人挠手坐在一起被捕。
我坐回「命运自主」台上，与学生领袖、泛民立法会议员和陈日君枢机，手牵手坐在台上等待被捕。下午5时58分，突然听到枪声，夏悫道烟雾弥漫，站在前线的市民大声叫喊：「警察放催泪弹。」依我们的计划，如果警方用武力时，为了保护示威者，我们会劝喻撤离，何况警方还举着「速离否则开枪」的横额。
陈日君枢机即时大声呼喊：「不要作无谓牺牲，快撤离，我们不要为这不理性的政府作牺牲。」「现在不是牺牲的时刻，快撤离！」此时，我脑中涌现北京天安门的景象，我心里说：「一定要守护学生，保护群众不受伤害。」
10月3日我们已开始讨论自首，惟不忍心让学生孤单抗争，故我们留下来。10月4日下午我们知道驻守的警察没有食物，本于信念，任何抗争，我们都坚持不能伤人的尊严。当日下午6时前，便开通车道和海富天桥。
此后，我积极推动学生和政府对话：因为只有对话才可保障所有参与者安全。另一方面，为雨伞运动打开对话之门，促进香港和北京政府理性对话下去。第一次原定10月10日，惟因10月3日旺角示威者被黑社会殴打而叫停。但我没有放弃，仍积极寻求对话。
经过多人和多番的游说和努力，终于再决定10月21日学生和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公开对话。可惜学生不愿意再对话下去，良好的意愿落空，我忧心忡忡，不得安睡，我们三人多次与陈日君枢机和李柱铭先生一起祷告，求上主保护学生和示威群众，并祈求上主指引前路。
群众无畏无惧，没有撤离，八十七枚催泪弹「催迫」了十多万人上街——波澜壮阔的雨伞运动开展了。雨伞原是用来遮太阳、挡风雨，但在运动期间，在警方猛烈喷射胡椒喷雾下却产生保护作用。雨伞运动源于长久以来对政制发展感到无助、无奈和无望，渴求命运自主。
七十九日占领，一百二十万人参与，展示香港和平非暴力的高质素公民，期间没有破坏任何建筑物，或焚烧任何物件。占领区的商店不但无损，反而占领者鼓励和帮助小店，以免生意受影响。很多商店和市民送饭、送水、送棉被、送帐幕，占领者充份发挥互助互爱的精神。虽历经黑社会的暴力袭击，警察亦以暴力打得占领者头破血流，但占领者仍保持和平非暴力的信念，没有退缩。
和平非暴力的公民抗命种籽，已深植人心。这运动原是一场公民觉醒运动，期望每个人都能出来贡献自己，表示决心，更希望能唤醒官僚的良知。幸福和美好的和平生活，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也是上主的旨意，我们要践行在人间。
没有公义，便没有和平，因为「公义的果实是平安，公义的效果是平静和安稳，直到永远」（赛卅二17）同时，「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与和平彼此相亲。」（诗八十五10）
法律和秩序是任何社会不可或缺的。若法律只用作维护权贵既得利益者，不法和霸道便由制度肯定，社会道德基础便荡然无存，无权无势者就成为法治制度的牺牲品。那么，政权只会借国家安全的名义：以迫害、流放、任意逮捕、刑求、强迫失踪、破坏和暗杀来维持所谓「和平」。（C. René Padilla）
或许你们会说：我们的问题源自「公民抗命」。错了！
「我们的问题，乃是来自『公民从命』。这种从命，让世上无数的人屈膝于强权，独裁者的政体之下，被卷进死伤以百万计的战争。这种从命，让世上无数的人对贫穷、饥饿、愚昧、战祸与残暴无动于衷。这种从命，让世上的监牢挤满小奸小恶的罪犯：大奸大恶者，却成为国家的领袖。」─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
最后的总结陈辞
今日是2019年4月9日，想起五十一年前的4月4日，主张和平非暴力争取人权的马丁路德金牧师被人枪杀，先贤的说话仍在鼓励和呼召我们：「……我们要抵抗，因为自由永远不是白白赋予的。有权有势的欺压者从不会自动双手赠献自由给受压者……权益和机会必须通过一些人的牺牲和受苦才可以获致。」「……仇恨生仇恨，暴力生暴力……我们要用爱的力量去对付恨的势力。我们的目标绝不是要去击败或羞辱白人；相反，我们要去赢取他们的友谊和谅解。」
马丁路德金牧师说：「没有公义便没有真正的和谐。」我寄语生活于香港的市民，要怜悯不公义制度下的受害者，包括示威者，也包括警察；我更祈求怜悯能激发勇气，用以对抗制度的恶。
雨伞运动中，我只是一个敲钟者，希望发出警号，让人们知道不幸和灾难正在发生，期望唤醒人们的良知，共挽狂澜。如果我仍有气力，必继续在教会敲钟，在世上敲钟，在人心敲钟。
「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主同行。」（弥六8）
我——朱耀明、戴耀廷和陈健民现在于被告栏宣告：「我们没有后悔，我们没有埋怨，我们没有愤怒，我们没有遗憾，我们没有放弃。」
耶稣说：「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太五10）
慈爱、公义的上主，我将自己交托祢手中，愿祢的旨意成就！
于2019年4月6日「为雨伞运动九子判刑祈祷会」。郑乐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