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終生為上主所用，矢志與弱勢者和窮苦人同行，祈求彰顯上主公義，實踐天國在人間，傳頌愛與和平福音的牧師，垂老之年，滿頭白髮，站在法庭被告欄，以待罪之身作最後的陳辭，看似極其荒謬和諷刺，甚至被視為神職人員的羞辱！然而，此時此刻，在我心中，在法庭的被告欄，是一生牧職最崇高的講壇，死蔭的幽谷成就了靈性的高峰。
幾十年來，講道無數，想不到最費時、最用心、受眾最多的講道，正是在被告欄的陳辭。這裡有我童年的故事、牧區的故事、香港的故事、民主的故事、最後一里的故事、雨傘運動的故事、人間和天國的故事。
古時的猶太人，期待救贖主來臨的日子，那裡再沒有痛苦和眼淚，但基督道成肉身，住在人間，經歷人世的艱辛，詮釋了救贖主的真義：「那裡有痛苦和眼淚，那裡就有救贖主！」在乖謬的時代，在專權的國度，在扭曲的社會，我甘願成為一個勇敢的敲鐘者，喚醒人間昏睡的靈魂。
這一切，從我童年的故事說起。
我的童年故事
我自幼失怙、失恃，幼時被送回鄉間隨祖母生活。
小學時，目睹殘酷的土地改革運動，許多「地主」受公審，群情洶湧，有些即時槍斃而死去，有些不堪凌辱而自盡。政治鬥爭下，田地荒廢，人民成為犧牲者，捱飢抵餓，以樹葉野果充飢。我替人看牛和種田，與祖母相依為命，小學教育在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口號下完成。祖母離世更是無依，她死前託一位鄉里，申請我重回香港。我擔著自己的行李，步行了一天，才到達台城車站。抵港的第一天，便上工當學徒，不甘永遠煮飯和洗衣，出走露宿街頭，替人擦鞋為生，飽受歧視，更被黑社會欺凌毆打。
有一年，患上風濕性心臟病，住院兩個多月。躺在病床，看見病友死前的掙扎，看見別人探病的親友，我卻孑然一身，傷心莫過於此。我開始問自己：生存的意義是甚麼？生，彷彿是我個人的負累；死，可能是個人的徹底解脫。就在我充斥死和解脫的念頭時，一位慈祥的老人家，介紹我充當校工。主任是一位虔誠愛主的基督徒，常傳福音，邀請我返教會崇拜。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約十四6，《和合本修訂版》，下同），像痛苦盡處的燈火，給我生命的亮光。我逐漸明白，我不能放棄，生活雖然孤苦，若然人間有愛、正道、真理、更高的生命價值和意義的道路，我決志跟隨。靠著上主的恩典，憑著信心，克服學習上和經濟的困難，拿著離職的一個月拿的港幣一百三十元的工資，開始半工半讀，完成了三年高中、四年大專、三年神學院的課程，預備作傳道者，服侍基層，與弱勢者和窮苦人同行。我知道，前行路上不再孤單，因為主與我同行。
我的牧區故事
1974年，我受託到柴灣浸信會服侍。柴灣，一直被人視為香港的「紅番區」，名稱的由來，是由於地區人多擠迫，居民生活貧窮，教育水平低下，醫療衞生不足。適齡兒童雖有學校教育，但沒有家庭的愛和關懷，一家大小，擠在僅可放置一床一櫃的徙置區，生活困苦，環境惡劣，青少年吸毒和犯罪率非常高。還有不少家庭住在木屋區，夏天有風災和雨災，冬天深夜常有火災。每一次，我到災難現場，擁抱安慰災民，都深感窮人的痛苦與無助，我會用教會慈惠基金，撥款援助不幸的災民。
曾有一位弟兄向我訴說，他遭受市政署不公平對待，他的小販攤檔沒法經營。他向自己教會的牧師求助，牧師卻說：「我為你祈禱吧，祈禱過後，你就要去找朱耀明牧師了。」這位弟兄來到我的面前，我跟他說，我們也祈禱。不過，我可多走一步，陪同他向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申訴署申訴，結果把問題解決了。
身為傳道人，不能對沒有衣服穿、沒有飯吃的人說：「『平平安安地去吧！願你們穿得暖，吃得飽』，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要的，這有甚麼益處呢？」（雅二16）多走一步，教會應是散播盼望的群體；多走一步，教會應是擁抱傷痛的群體；多走一步，才是教會存在的真正意義。我一心決志與民同行，多走一步，一起爭取改善民生，爭取興建東區走廊，爭取興建東區醫院，爭取木屋居民上樓，爭取改善工人生活。
希望，就在爭取和奮鬥的人當中。但教會是保守的，對傳道人參與爭取的社會運動，總是有所顧慮。當年，參與爭取興建東區醫院時，我的教會正向政府申請土地興建教堂，第一次接受電視台訪問時，心裡有點不安，擔心政府視我們為壓力團體，拒絕批地；擔心我的同工和教友，對教會牧師參與社會運動，未能認同。
但聖經給我無盡的勇氣和力量。聖經記載，耶穌道成肉身，住在人間，他宣告：「傳福音給貧窮的人……被擄的得釋放，失明的得看見，受壓迫的得自由」（路四18），這不是人類被救贖的好消息嗎？結果有權有勢的人卻帶祂到山崖，欲置祂於死地，但耶穌並不懼怕，從容地從人群穿過去，走了。我們生於世上的信徒，應牢記保羅的教訓，他說：「我活著就是基督。」（腓一21）
基督沒有身體：「基督以你為祂的身體，以你的雙手完成祂的工作，以你的腳走遍世界，透過你的雙眼，把憐憫的目光投向世界。」——大德蘭修女（Teresa of Avila,1515-1582）
我被召為上主的僕人，效法基督，跟隨基督的腳步，承託祂的使命，於世上傳達上主的關懷，不應懼怕任何的政治壓力和別人的評價。多走一步，與民同行，就是一步一步追隨基督。
香港的故事
我們這一代人，經歷戰禍，逃難來港，過著流離的艱辛生活，拼搏幾十年以為可以安定下來。中英政府於1984年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中國收回主權，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保證香港五十年不變，但卻未能完全穩定人心。
教會為此，曾推動「香港是我家」運動，以鼓勵港人不要離去。1984年9月，有八十九個團體集會於土瓜灣「高山劇場」，要求漸進「還政於民」。香港教會為穩定人心，於1984年也表達了清晰的《信念書》：「1997年後維持高度自治，市民享有神所賦予的人權、自由，包括言論、出版、結社、集會、出入境、信仰及傳教等自由。政府必須向香港市民直接負責；不單要致力於香港的經濟發展，同樣重要的是重視市民中沉默的大多數者的利益；並要繼續保持立法、司法及行政獨立。」
信念基於我們的信仰：每個人都是按照上主的形象被造的。因此，人人應受尊重和保護，我們致力爭取民主，因為民主的理想是自由、平等和博愛。政治自由不是單一地對國家的效忠，也應承認人的尊嚴，而且人人生活在社會，都有其獨特的潛力和能力，貢獻和創建社會，而人權是上主所賦予，任何政權均不得隨意剝奪。
不幸，1989年北京的民主運動，中共政權以「屠城」結束，目睹這場運動的結果，港人不寒而慄，對民主的訴求更為殷切。當時，社會有要求英國給予港人護照，有要求1991年立法局必須由普選產生，八九民運之後，我主要照顧流亡的民運人士，擁抱苦難者。
1991年有地區直選議員。1995年已增加直選議席。同時，1991年港督衛奕信簽署了《香港人權法案》，香港既有的《社團條例》及《公安條例》所有抵觸《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全予廢除。普選有了進度和時間表，《人權法》使港人有進一步保障，我便少參與政制討論，多致力民生工作，特別是醫療、善終及退休保障等。我心中懷抱善良的希望：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會一天天的好起來。
民主的故事
一切善良的願望，竟然日漸渺茫，我又要重上高山，為了民主再啟航。聖經的阿摩司先知，最關心公義與公平，他目睹失序和荒謬的社會繁榮，只限於富有的人，窮人仍然受著不公平的待遇和壓迫，他嚴厲警告世人：「你們要遭殃了。因為你們歪曲正義，剝奪了人民的權利！」（參摩五7）香港有七百多萬人，人人生而平等，政府卻剝奪人民的提名權、參選權。首屆特首由四百人選出，政府和人民沒有任何關連。至今仍是由小圈子一千二百人選出。政府眼中沒有人民，人民也不信任政府，對於千百般民怨，特首一聲「早晨」，就視而不見。
2003年「沙士」襲港，政府抗疫無方，結果二百九十九人死亡，一千七百五十五人染病，董建華耗盡香港人的同情憐憫心，市民努力互濟之時，他卻硬推廿三條立法，導致五十萬人上街抗議，最後「腳痛」下台。
立法會保有功能組別，剝奪了議員的私人提案權，政府的議案只要掌握功能組別和保皇黨的票數，很容易就可以通過，這種走向專權的制度，人民的生活較回歸前更困苦、更無助、更傷心。
我們再不能沉默了，為平等的人權，民主必須多走一步。本著爭取民主的初衷，2002年，我們組成「香港民主發展網絡」（Hong Kong Development Network）（以下簡稱民網），成員包括有律師、學生、學者，並由陳健民教授領導三十多名教授，研究符合《基本法》要求的政制方案。
2004年4月「民網」完成了方案，準備呈交政府和公開宣佈，讓社會討論民主政制。不幸，中央政府卻於4月6日釋法，否定了2007和2008的普選。所有參與研究的學者非常憤怒，並於5月的記者會齊穿黑衣，宣告「香港民主已死」。自此之後，我專心公民教育，發展教會的服務事工。
最後一里的故事
2008年，我做大腸鋇劑造影檢查（Barium Enema），穿腸鋇入腹腔，即時要接受緊急外科手術，醫生表示我只有五成生存機會。徘徊於生死邊緣，幾乎陷於生離死別的時候，我囑咐兒子說：「孩子！要好好照顧媽媽呀！」
感謝上主的恩典和醫生的悉心治療，救回我的生命。病後，我心裡只有三個心願，做好教會退休後的交接工作；陪伴妻子和家人，特別兩位孫兒，我很喜歡和他們遊玩、嬉水；寫一本關於民運的歷史書，只此而已，我便滿足了。
2010年我退休了，許多關心我身體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均勸我：牧師，你對教會和社會已盡心盡力了，夠了，好好休息和陪伴家人吧！2013年1月，當戴耀廷教授發表一篇名為〈公民抗命：香港民主運動的大殺傷力武器〉的文章時，我不以為意。
當戴教授於2013年2月提及邀請陳健民教授和我參與「公民抗命」時，我感到驚訝愕然。我人老了，身體又多病痛，怎可能參與呢？唯有致電我的好朋友陳健民教授，徵其意見，他竟然說：「牧師，我現在於巴黎，你先答應，待我回來，再詳談商議。」
身處管治失效，道德淪落，沒有威信，強調鬥爭，不顧人民死活的政府，似乎無意實踐承諾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故遲遲不提出諮詢。戴耀廷教授和陳健民教授不惜為公義、公平犧牲，爭取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我雖然已七十高齡，但禁不了良知的呼喚，我絕不會讓我的弟兄孤身上路。
還記得少年時，基督教我認識真理，離開孤單的人生；還記得教會內，基督訓示我擁抱窮人，讓他們不再孤單。今天，民主號角再次響起，我怎能讓有心人孤單呢？我的眼睛明亮起來，憑著良知多走一步，與民眾多走一里路。聖經告訴我：「……愛是出於清潔的心、無愧的良心和無偽的信心。」（提前一5）
我本著清心、簡念、分別為聖──無利益衝突、無權利慾望、無隱藏議程、決心為香港盡最後一分力，與港人再多走一步。2013年3月27日，我們選擇在教堂十字架前表達我們願意犧牲和受苦的精神，宣讀「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信念。
當日我的禱告是：「我們以敬虔、謙卑和祈禱的心，我們沒有怨恨；反之，我們心懷愛意，不打倒任何人，亦無意對抗和反對任何政權；反之，我們堅守法律，我們以身違法，為的是要突顯目前政制不公義的地方。若果我們因此行動失去個人自由，而能為今日社會和下一代帶來更大的自由，那麼，我們可能失去的自由，就微不足道，這也心甘情願的！我們選擇和平非暴力的運動，雖然我們面對的不公義力量是那麼巨大、掌權的人那麼難以對付，我們絕不害怕和逃跑。我們可以重新肯定自己人性的尊嚴，採用和平非暴力的抗爭，揭示不公平法律的不公義，迫使邪惡不能再躲藏在合法性的框架內。」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原是透過公民商討、公民授權、對話談判去爭取普選，在迫不得已時才採取公民抗命。
中央政府卻於2014年6月出版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宣佈「中央全面管治」，那麼，《中英聯合聲明》中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中央官員竟然回應說，回歸以後，《中英聯合聲明》已失效。
從來沒有想過，《中英聯合聲明》如白紙一張。中央政府原於2012年承諾2017年香港普選行政長官，惟人大常委2014年8月31日的決定，全面落閘，封閉普選和對話之門。
雨傘運動的故事
對話之路走盡了，和平佔中啟程了。「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定於2014年10月1日舉行，為此，我們於9月18日入信申請「不反對通知書」，9月25日和警方商談安排細節。
9月22日專上學生聯會組織一週罷課不罷學的行動，抗議八三一之決定，並於政府總部外集會。但罷課學生於9月26日衝進政府總部的「公民廣場」，學生領袖被拘捕，引發大批市民響應，擠滿了政府總部外面的街道。期間，市民高呼「守護學生」，要求即時「佔中」。
9月27日晚，我們與在場的學生代表舉行會議，取得共識。9月28日凌晨1時40分由戴教授宣佈「佔領」行動開始，但集會的人群開始離開，不久學聯宣佈這次是學生運動，並非「佔中」。
9月28日早上，警方封鎖所有進入政府總部的道路，意圖孤立場內的學生和市民。9月28日中午時分，消息傳來，梁振英於下午3時30分召開記者招待會，我們圍坐在「命運自主」台，見到警方似要準備清場。因為這次行動不是「和平佔中」運動，因此，我即時要求義工和糾察離場，不要被捕，否則無人主持10月1日的集會。初時三子建議我隨義工離場，但最終決定，我還是留下來待警察清場，我們三人撓手坐在一起被捕。
我坐回「命運自主」台上，與學生領袖、泛民立法會議員和陳日君樞機，手牽手坐在台上等待被捕。下午5時58分，突然聽到槍聲，夏愨道煙霧瀰漫，站在前線的市民大聲叫喊：「警察放催淚彈。」依我們的計劃，如果警方用武力時，為了保護示威者，我們會勸喻撤離，何況警方還舉著「速離否則開槍」的橫額。
陳日君樞機即時大聲呼喊：「不要作無謂犧牲，快撤離，我們不要為這不理性的政府作犧牲。」「現在不是犧牲的時刻，快撤離！」此時，我腦中湧現北京天安門的景象，我心裡說：「一定要守護學生，保護群眾不受傷害。」
10月3日我們已開始討論自首，惟不忍心讓學生孤單抗爭，故我們留下來。10月4日下午我們知道駐守的警察沒有食物，本於信念，任何抗爭，我們都堅持不能傷人的尊嚴。當日下午6時前，便開通車道和海富天橋。
此後，我積極推動學生和政府對話：因為只有對話才可保障所有參與者安全。另一方面，為雨傘運動打開對話之門，促進香港和北京政府理性對話下去。第一次原定10月10日，惟因10月3日旺角示威者被黑社會毆打而叫停。但我沒有放棄，仍積極尋求對話。
經過多人和多番的游說和努力，終於再決定10月21日學生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公開對話。可惜學生不願意再對話下去，良好的意願落空，我憂心忡忡，不得安睡，我們三人多次與陳日君樞機和李柱銘先生一起禱告，求上主保護學生和示威群眾，並祈求上主指引前路。
群眾無畏無懼，沒有撤離，八十七枚催淚彈「催迫」了十多萬人上街——波瀾壯闊的雨傘運動開展了。雨傘原是用來遮太陽、擋風雨，但在運動期間，在警方猛烈噴射胡椒噴霧下卻產生保護作用。雨傘運動源於長久以來對政制發展感到無助、無奈和無望，渴求命運自主。
七十九日佔領，一百二十萬人參與，展示香港和平非暴力的高質素公民，期間沒有破壞任何建築物，或焚燒任何物件。佔領區的商店不但無損，反而佔領者鼓勵和幫助小店，以免生意受影響。很多商店和市民送飯、送水、送棉被、送帳幕，佔領者充份發揮互助互愛的精神。雖歷經黑社會的暴力襲擊，警察亦以暴力打得佔領者頭破血流，但佔領者仍保持和平非暴力的信念，沒有退縮。
和平非暴力的公民抗命種籽，已深植人心。這運動原是一場公民覺醒運動，期望每個人都能出來貢獻自己，表示決心，更希望能喚醒官僚的良知。幸福和美好的和平生活，是我們夢寐以求的，也是上主的旨意，我們要踐行在人間。
沒有公義，便沒有和平，因為「公義的果實是平安，公義的效果是平靜和安穩，直到永遠」（賽卅二17）同時，「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公義與和平彼此相親。」（詩八十五10）
法律和秩序是任何社會不可或缺的。若法律只用作維護權貴既得利益者，不法和霸道便由制度肯定，社會道德基礎便蕩然無存，無權無勢者就成為法治制度的犧牲品。那麼，政權只會藉國家安全的名義：以迫害、流放、任意逮捕、刑求、強迫失蹤、破壞和暗殺來維持所謂「和平」。（C. René Padilla）
或許你們會說：我們的問題源自「公民抗命」。錯了！
「我們的問題，乃是來自『公民從命』。這種從命，讓世上無數的人屈膝於強權，獨裁者的政體之下，被捲進死傷以百萬計的戰爭。這種從命，讓世上無數的人對貧窮、飢餓、愚昧、戰禍與殘暴無動於衷。這種從命，讓世上的監牢擠滿小奸小惡的罪犯：大奸大惡者，卻成為國家的領袖。」─歷史學家霍華德津恩（Howard Zinn）
最後的總結陳辭
今日是2019年4月9日，想起五十一年前的4月4日，主張和平非暴力爭取人權的馬丁路德金牧師被人槍殺，先賢的說話仍在鼓勵和呼召我們：「……我們要抵抗，因為自由永遠不是白白賦予的。有權有勢的欺壓者從不會自動雙手贈獻自由給受壓者……權益和機會必須通過一些人的犧牲和受苦才可以獲致。」「……仇恨生仇恨，暴力生暴力……我們要用愛的力量去對付恨的勢力。我們的目標絕不是要去擊敗或羞辱白人；相反，我們要去贏取他們的友誼和諒解。」
馬丁路德金牧師說：「沒有公義便沒有真正的和諧。」我寄語生活於香港的市民，要憐憫不公義制度下的受害者，包括示威者，也包括警察；我更祈求憐憫能激發勇氣，用以對抗制度的惡。
雨傘運動中，我只是一個敲鐘者，希望發出警號，讓人們知道不幸和災難正在發生，期望喚醒人們的良知，共挽狂瀾。如果我仍有氣力，必繼續在教會敲鐘，在世上敲鐘，在人心敲鐘。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主同行。」（彌六8）
我——朱耀明、戴耀廷和陳健民現在於被告欄宣告：「我們沒有後悔，我們沒有埋怨，我們沒有憤怒，我們沒有遺憾，我們沒有放棄。」
耶穌說：「為義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太五10）
慈愛、公義的上主，我將自己交託祢手中，願祢的旨意成就！
於2019年4月6日「為雨傘運動九子判刑祈禱會」。鄭樂天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