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由于内地政局的改变，国家加强了对香港事务的参与，也把香港的发展包括在国家全局发展的计划之内。年轻一代对国家及香港社会的各种不满，化为对大陆和中国人身份日渐的疏离，而强调本土意识与港人身份。不过，无论香港怎么发展下去，大概也离不开香港作为中华大地的一部份及中国文化为所有华人的共同遗产。而不同地方教会的关系，不论所属国家或地区是否相通或敌对，主内肢体的关系还是应该超越政治上的友好或分歧的。……」

photo: Jason Wong

1. 前言

香港由英国殖民地转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转眼已超过二十年，再过三年，便是「五十年不变」的一半。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香港和香港教会有什么变化呢？在未来廿多年，什至二○四七年以后，香港和香港教会又会身处怎样的环境呢？未来虽然并非在我们掌握之中，香港丶中国以至世界的急剧变化，也令人对前路更加感到不确定和难以预测。但是，若果因此连教会的方向和远景也不去思考，任由历史的巨轮转动和引领我们前进，那么，我们也可能被这历史的巨轮辗成碎片，而不能成为历史的主体，塑造我们的未来。因此，了解香港和香港教会的过去，理解自己的身份丶角色和任务，思考自身的处境，想像自己的未来，对于当下的各种抉择均具意义和重要性。

2. 独立自主的教会

香港绝大部份的教会，都是直接或间接由西方差会或传教机构所开创和产生的，例如天主教在欧洲及英美的传教修会、英国圣公会、伦敦传道会及个别西方传教士在香港开埠初期的工作。

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九七问题提上中丶英双方的议程，不少仍有传教士活跃于体制内，或教产和领导权并不归属香港的教会，才决定迈向本地化的历程。香港各宗派教会为了准备九七的来临，于九七前已开始什至完成了本地化的过程。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已经本地化，成为香港独立自主的教会，传教士陆续退出教会和属下各类服务的领导角色，由本地人接管，物业的产权也由伦敦传道会转到本地教会手上，实行了「自治，自养，自传」的三治精神。此后，中华基督教会的宣教计划、教会发展、人事和财务安排，均不用向差会交代，也不再需要差会在经济上的支持。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而是曾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底下生活过的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总干事，和后来的香港区会总干事汪彼得牧师为教会未来所做的准备。圣公会在筹备多年后于一九九八年成立香港教省，不再从属于坎特伯里大主教名下的「域外教区」，有完全独立的身份和自主权，成为普世圣公宗（World Anglican Communion）的一员，也是九七变化下有意识的抉择和行动。香港不少教会都或先或后走过这一个阶段。

现在，香港绝大多数的教会，在决定宣教方向和发展策略时，都以这个独立自主的身份来考虑，而不会由差会主导，以全球或地区宣教的策略考虑香港教会的身份、角色和事工。

在《基本法》的规定下，香港教会是有独立身份的，按照《基本法》148条的「三互原则」，她并不会成为中国大陆教会属下的一个地区教会，不会实行内地教会的体制。九七前有教会为预备面对最坏的情况，曾进行小组和家庭崇拜的试验，以期教会在不能公开崇拜下仍然能存在下去。现在，一般教会都不会预期未来不能公开崇拜，也不会估计二○四七年后自己独立自主的身份会结束。

这个独立自主的身份对香港教会非常重要，值得深入一点的了解和思考，因为它会决定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正如香港可以用独立的身份来参加奥运、世界衞生组织等，香港教会的独立自主身份，也让我们可自由的参与教会的世界性和地区组织，成为许多国家教会的姊妹教会，而这种权利也是得到《基本法》149条保障的。例如，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是普世教会协会的成员，和中国基督教协会一样。香港圣公会丶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丶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联合教会、救世军港澳军区丶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等，都是亚洲基督教议会的成员。香港不少宗派教会，都有这样的独立身份和国际联系。如果没有这种独立自主的身份，就有可能失去与其他地方教会建立关系的机会，或者被其他人代表了。

在和中国教会的关系上，香港独立自主的身份，也让香港教会和内地教会能够以平等互利的关系，建立姊妹教会的情谊。香港教会和内地教会论地域丶人数及规模当然不可比较，但是，世界上人数及幅员差距很大的教会还是存在的，却无损彼此姊妹教会的情谊。不一定是大的主宰小的，或是小的服侍大的。

没有了独立自主的身份，普世教会关系与及和内地教会的关系，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谈起。

独立自主的教会，得面对自身的处境，与整个社会同气息、共命运。教会虽然并非政治团体，没有固定的政见，能够在任何政治体制下生存。但是，她对天国远象的理解，会影响她在身处社会的参与，她对土地和人民的关怀，会影响她对政府施政的态度。当她不满政府的政策而发出先知的声音时，并非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怀，而是为了社会长远的未来和人民的幸福，希望建立一个仁爱、公义丶和平、可持续和具参与性等质素的社会，而不愿意见到剥削丶压迫和不义的出现。她服务社会上的弱小者和被遗忘的一群，像服侍上主一样，因为她在这些人身上看到上主的形象，看到耶稣基督的面容。她在具体社会事务中的抉择和立场，是出于信仰，而非政治。

3. 多元合一的教会

基督教自马丁路德和倡议教会改革者以来，已呈多元的现象，至今数百年。香港教会自开埠以来，便一直有不同的差会和宗派教会在工作。到现在，香港基督教呈多元而合一的现象，大家都接受了，看来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太大的改变。

多宗派的情况，一方面削弱了见证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为一般人所诟病。明明是同一个宗教信仰，为什么要变成这么多的宗派呢？你们之间是否太多矛盾，而不能统一呢？如果信了这个宗教，却和其他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人产生矛盾，这个宗教究竟是否值得相信呢？这些疑问都很合理。不过，宗派的存在也不是只有负面的意义。宗派的多元使组织不至于太庞大，人事不至于太复杂，权力不至于太集中，也会产生错误不会太严重的结果。宗派互相参照，亦让有问题的教会得到他人的意见和忠告。宗派的多元，同时让教会不容易被操控。我们就像网络时代流行的蛛网组织，分散而有连结，保持足够的弹性，以适应不同的处境和需要。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我成长的时期，教会间的隔膜较大，因着成见或神学传统的差异，彼此不相往来。现在，不单只基督教各宗派教会多了连系和合作的机会，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关系也大为改善，什至曾联合举办纪念教会改革五百周年的讲座。基督教方面，除了有超过一百年历史的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以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又有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的创立，提供平台让不同宗派教会可以合作和面对共同的挑战。九七前组织的香港教会更新运动，也为教会的合一和合作提供多一个有别于传统合一组织神学传统的平台。再加上香港各种各样的福音机构，由差传丶本地宣教丶传媒丶出版丶神学教育丶医疗丶社会服务到教育等，提供大量机会让不同宗派的牧者及信徒彼此合作。有些牧者丶信徒领袖及机构又联合起来举办全港性的布道大会，使不同牧者和信徒有合一见证的机会。各地区又组织了教牧同工团契或祈祷会，让不同宗派的同工有接触和互相代祷的场合。人与人的认识和合作使情谊增加，误会减少。只要宗派间不互相攻击和指摘，恶性竞争和抢羊，反而一起合作传福音和服务，自然会给外界一个正面而良好的印象。

上世纪面对九七问题时，不同宗派教会的领袖曾联合起来，向北京反映香港人对宗教自由的重视和意见，后来也变成了《基本法》的一部份。

按照《基本法》141条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限制宗教信仰自由，不干预宗教组织的内部事务，不限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没有抵触的宗教活动。」香港教会多元而合一的状态在一国两制下是受到尊重的，政府也不会干预教会内部的事务，不会强迫教会由多元变成统一。

4. 普世意识的教会

香港的教会虽然是独立自主的，但不等如和其他地方的教会没有联系。由于香港许多教会都有差会传教成立的背景，不少教会在自立后仍保持着和差会一定的联系，什至形成新的合作关系。例如，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是伦敦传道会的成员，与昔日成立差会的教会及其在世界各地成立的教会组成新的组织，形成平等的伙伴关系，名字也改称为世界传道会，以反映组织的新任务和远象。香港圣公会是普世圣公宗的成员，基督教香港信义会是世界信义宗联会的成员等，香港各宗派教会均按其历史丶传统和需要建立起自己的网络来。如果把基督教和这些教会及教会组织的联系加起来，再加上香港也有不少传教士和差会，香港教会对外的连系可谓遍及全世界。

不过，如果以为香港的教会参加这些组织，就等于隶属他们，受其他地方教会的管理和操纵，这便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曾经有立法会议员批评香港的某堂会受该宗派在美国的教会所资助和要求，支持占领中环╱雨伞运动。教内人士谈起来，也觉得不可思议，并对该议员的无知感到十分诧异。

就算香港的天主教会以身处梵蒂冈的教宗为首，教会的日常生活和事务，也毋须事事请示教宗和得到他的同意。与天主教会历史同样久远的东正教会，有二十多个地方成员，二十多位教会领袖各自管辖自己地区的教会，同时尊伊斯坦堡（以前是君士但丁堡）的普世宗主教为精神领袖，大家其实平起平坐，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向其他人发施号令。香港有不少教会也是地方分权而非中央集权的，宗派中央组织并无绝对的主权和操纵堂会的权力。

香港教会与世界各地教会的联系并非权力的关系，而是信仰上的连结，因为相信教会是普世的，跨越国家丶语言和文化的边界。

根据《基本法》149条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体育、专业、医疗衞生、劳工、社会福利、社会工作等方面的民间团体和宗教组织可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国际的有关团体和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各该团体和组织可根据需要冠用『中国香港』的名义，参与有关活动。」香港的教会九七后可以继续和自由参与这些国际或地区性的组织，而不须切断这些关系。不同地方的教会可以彼此扶助，互通有无，也忧戚与共，同悲同喜，在祷告中互相纪念和代求。

5. 中华大地的教会

历史上而言，香港教会是中国教会的一部份。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是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的一部份，与广东省其他地区的中华基督教会有多重的联系。四九年以前，香港和广东省不同地区的堂会有来往，人口也自由流动。譬如，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就曾在广州丶佛山丶中山等地建立教会。香港圣公会是中华圣公会的一部份，香港循道会是整个中国的循道会华南教区的一部份等。许多香港的宗派，也和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的教会有相类的关系。那时，香港教会的信徒在广州接受神学训练，然后回到香港事奉，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

一九四九年以后，香港和中国大陆的边界开始愈来愈强化，香港的教会与内地同宗派教会的连系也渐渐地被切断了。之后，内地教会与香港教会变成了两个不同政治体制下的教会，内地教会更在文革期间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压迫，崇拜终止、教会关闭。

七、八十年代，许多香港的教会都会为内地教会的重开代祷，并视两地教会在文化上是相连的，历史上是同源的。

当时，一般信徒是靠福音证主协会的《守望中华》和中国教会研究中心的《中国与教会》来认识和了解国内教会走过的历史和现状，后来还有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的《桥》，报道内地教会的实况。

因着国家和资讯封闭的缘故，外界很难了解国内的情况。不过，香港仍然是最近距离观察内地变化的地方。当西方国家的年轻人陶醉在中国大陆浪漫的革命氛围时，香港人却借边界看到对岸浮到这边的尸体，衣衫褴褛和挨饥抵饿的偷渡客，以及内地亲友信函的片言只语和生活细节，了解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是怎么一回事。由于资讯流通及新闻自由得到保障，香港一直是外界了解大陆的一个重要窗口。近年，一些国家前领导人不选择内地的出版社来发表自己的回忆录，而选择在香港出版其着作。显然，香港在许多人眼中，仍然占有特殊的地位与角色。

中国改革开放和教会重开后，香港与内地的教会重新接触，至今已四十年。香港和内地的教会，在福音传播丶信徒培育丶城市牧养、出版丶神学教育等方面，均有交流的机会，两地教会也建立起主内的情谊。

按照《基本法》148条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体育、专业、医疗衞生、劳工、社会福利、社会工作等方面的民间团体和宗教组织同内地相应的团体和组织的关系，应以互不隶属、互不干涉和互相尊重的原则为基础。」中港两地教会须依「互不隶属，互不干涉，互相尊重」的三互政策往来。

实际上，由于中港接触愈来愈多，两地交通愈来愈频繁，来往人数也愈来愈多，内地教牧及信徒来港参加聚会或课程什至进修，个别同工与香港教会领袖建立主内的友谊，也愈来愈普遍和容易。香港的牧者及信徒到内地探望教会，也愈来愈方便。内地教会的变化和情况，也更容易让外界知道。不过，内地教会的处境和身处的政治制度，始终和香港不同。香港教会可以为内地教会做的，始终有限。何况，内地经济的发展迅速，一些城市像北京丶上海和广州，和世界上的大城市相比也不遑多让，内地一些地方教会的发展也迅速得惊人，什至成为了学者研究的课题和对象。香港教会不应该抱有优越的心态，以为我们什么都好，内地教会各方面都落后，都应该向香港的教会学习。

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一直与内地教会保持往来的关系，并在九七来临前便表示：教会不会迁往外地，教产不会转到外地，不会鼓励教牧移民，九七后继续做一个本色化和中华大地的教会。

近十年来，由于内地政局的改变，国家加强了对香港事务的参与，也把香港的发展包括在国家全局发展的计划之内。年轻一代对国家及香港社会的各种不满，化为对大陆和中国人身份日渐的疏离，而强调本土意识与港人身份。不过，无论香港怎么发展下去，大概也离不开香港作为中华大地的一部份及中国文化为所有华人的共同遗产。而不同地方教会的关系，不论所属国家或地区是否相通或敌对，主内肢体的关系还是应该超越政治上的友好或分歧的。

6. 结语

香港教会的自我理解究竟如何？是否同意自己是独立自主丶多元合一丶具普世意识和立足中华大地的教会？盼望我们都一起反思香港教会的过去，掌握自己现在的身份和角色，并对未来有清晰的远景。又愿我们都献上自己，塑造香港和香港教会的未来，完成上主对我们的呼召。

（作者为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副总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