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由於內地政局的改變，國家加強了對香港事務的參與，也把香港的發展包括在國家全局發展的計劃之內。年輕一代對國家及香港社會的各種不滿，化為對大陸和中國人身份日漸的疏離，而強調本土意識與港人身份。不過，無論香港怎麼發展下去，大概也離不開香港作為中華大地的一部份及中國文化為所有華人的共同遺產。而不同地方教會的關係，不論所屬國家或地區是否相通或敵對，主內肢體的關係還是應該超越政治上的友好或分歧的。……」

photo: Jason Wong

1. 前言

香港由英國殖民地轉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轉眼已超過二十年，再過三年，便是「五十年不變」的一半。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香港和香港教會有甚麼變化呢？在未來廿多年，甚至二○四七年以後，香港和香港教會又會身處怎樣的環境呢？未來雖然並非在我們掌握之中，香港丶中國以至世界的急劇變化，也令人對前路更加感到不確定和難以預測。但是，若果因此連教會的方向和遠景也不去思考，任由歷史的巨輪轉動和引領我們前進，那麼，我們也可能被這歷史的巨輪輾成碎片，而不能成為歷史的主體，塑造我們的未來。因此，了解香港和香港教會的過去，理解自己的身份丶角色和任務，思考自身的處境，想像自己的未來，對於當下的各種抉擇均具意義和重要性。

2. 獨立自主的教會

香港絕大部份的教會，都是直接或間接由西方差會或傳教機構所開創和產生的，例如天主教在歐洲及英美的傳教修會、英國聖公會、倫敦傳道會及個別西方傳教士在香港開埠初期的工作。

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九七問題提上中丶英雙方的議程，不少仍有傳教士活躍於體制內，或教產和領導權並不歸屬香港的教會，才決定邁向本地化的歷程。香港各宗派教會為了準備九七的來臨，於九七前已開始甚至完成了本地化的過程。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已經本地化，成為香港獨立自主的教會，傳教士陸續退出教會和屬下各類服務的領導角色，由本地人接管，物業的產權也由倫敦傳道會轉到本地教會手上，實行了「自治，自養，自傳」的三治精神。此後，中華基督教會的宣教計劃、教會發展、人事和財務安排，均不用向差會交代，也不再需要差會在經濟上的支持。我個人認為，這不是偶然發生的事情，而是曾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底下生活過的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總幹事，和後來的香港區會總幹事汪彼得牧師為教會未來所做的準備。聖公會在籌備多年後於一九九八年成立香港教省，不再從屬於坎特伯里大主教名下的「域外教區」，有完全獨立的身份和自主權，成為普世聖公宗（World Anglican Communion）的一員，也是九七變化下有意識的抉擇和行動。香港不少教會都或先或後走過這一個階段。

現在，香港絕大多數的教會，在決定宣教方向和發展策略時，都以這個獨立自主的身份來考慮，而不會由差會主導，以全球或地區宣教的策略考慮香港教會的身份、角色和事工。

在《基本法》的規定下，香港教會是有獨立身份的，按照《基本法》148條的「三互原則」，她並不會成為中國大陸教會屬下的一個地區教會，不會實行內地教會的體制。九七前有教會為預備面對最壞的情況，曾進行小組和家庭崇拜的試驗，以期教會在不能公開崇拜下仍然能存在下去。現在，一般教會都不會預期未來不能公開崇拜，也不會估計二○四七年後自己獨立自主的身份會結束。

這個獨立自主的身份對香港教會非常重要，值得深入一點的了解和思考，因為它會決定我們與其他人的關係。正如香港可以用獨立的身份來參加奧運、世界衞生組織等，香港教會的獨立自主身份，也讓我們可自由的參與教會的世界性和地區組織，成為許多國家教會的姊妹教會，而這種權利也是得到《基本法》149條保障的。例如，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是普世教會協會的成員，和中國基督教協會一樣。香港聖公會丶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丶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救世軍港澳軍區丶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等，都是亞洲基督教議會的成員。香港不少宗派教會，都有這樣的獨立身份和國際聯繫。如果沒有這種獨立自主的身份，就有可能失去與其他地方教會建立關係的機會，或者被其他人代表了。

在和中國教會的關係上，香港獨立自主的身份，也讓香港教會和內地教會能夠以平等互利的關係，建立姊妹教會的情誼。香港教會和內地教會論地域丶人數及規模當然不可比較，但是，世界上人數及幅員差距很大的教會還是存在的，卻無損彼此姊妹教會的情誼。不一定是大的主宰小的，或是小的服侍大的。

沒有了獨立自主的身份，普世教會關係與及和內地教會的關係，也不知道從甚麼地方開始談起。

獨立自主的教會，得面對自身的處境，與整個社會同氣息、共命運。教會雖然並非政治團體，沒有固定的政見，能夠在任何政治體制下生存。但是，她對天國遠象的理解，會影響她在身處社會的參與，她對土地和人民的關懷，會影響她對政府施政的態度。當她不滿政府的政策而發出先知的聲音時，並非出於對自身利益的關懷，而是為了社會長遠的未來和人民的幸福，希望建立一個仁愛、公義丶和平、可持續和具參與性等質素的社會，而不願意見到剝削丶壓迫和不義的出現。她服務社會上的弱小者和被遺忘的一群，像服侍上主一樣，因為她在這些人身上看到上主的形象，看到耶穌基督的面容。她在具體社會事務中的抉擇和立場，是出於信仰，而非政治。

3. 多元合一的教會

基督教自馬丁路德和倡議教會改革者以來，已呈多元的現象，至今數百年。香港教會自開埠以來，便一直有不同的差會和宗派教會在工作。到現在，香港基督教呈多元而合一的現象，大家都接受了，看來也不可能在短期內有太大的改變。

多宗派的情況，一方面削弱了見證的力量，另一方面也為一般人所詬病。明明是同一個宗教信仰，為甚麼要變成這麼多的宗派呢？你們之間是否太多矛盾，而不能統一呢？如果信了這個宗教，卻和其他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人產生矛盾，這個宗教究竟是否值得相信呢？這些疑問都很合理。不過，宗派的存在也不是只有負面的意義。宗派的多元使組織不至於太龐大，人事不至於太複雜，權力不至於太集中，也會產生錯誤不會太嚴重的結果。宗派互相參照，亦讓有問題的教會得到他人的意見和忠告。宗派的多元，同時讓教會不容易被操控。我們就像網絡時代流行的蛛網組織，分散而有連結，保持足夠的彈性，以適應不同的處境和需要。

上世紀七十年代，在我成長的時期，教會間的隔膜較大，因著成見或神學傳統的差異，彼此不相往來。現在，不單只基督教各宗派教會多了連繫和合作的機會，天主教和基督教的關係也大為改善，甚至曾聯合舉辦紀念教會改革五百週年的講座。基督教方面，除了有超過一百年歷史的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以外，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又有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創立，提供平台讓不同宗派教會可以合作和面對共同的挑戰。九七前組織的香港教會更新運動，也為教會的合一和合作提供多一個有別於傳統合一組織神學傳統的平台。再加上香港各種各樣的福音機構，由差傳丶本地宣教丶傳媒丶出版丶神學教育丶醫療丶社會服務到教育等，提供大量機會讓不同宗派的牧者及信徒彼此合作。有些牧者丶信徒領袖及機構又聯合起來舉辦全港性的佈道大會，使不同牧者和信徒有合一見證的機會。各地區又組織了教牧同工團契或祈禱會，讓不同宗派的同工有接觸和互相代禱的場合。人與人的認識和合作使情誼增加，誤會減少。只要宗派間不互相攻擊和指摘，惡性競爭和搶羊，反而一起合作傳福音和服務，自然會給外界一個正面而良好的印象。

上世紀面對九七問題時，不同宗派教會的領袖曾聯合起來，向北京反映香港人對宗教自由的重視和意見，後來也變成了《基本法》的一部份。

按照《基本法》141條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限制宗教信仰自由，不干預宗教組織的內部事務，不限制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沒有抵觸的宗教活動。」香港教會多元而合一的狀態在一國兩制下是受到尊重的，政府也不會干預教會內部的事務，不會強迫教會由多元變成統一。

4. 普世意識的教會

香港的教會雖然是獨立自主的，但不等如和其他地方的教會沒有聯繫。由於香港許多教會都有差會傳教成立的背景，不少教會在自立後仍保持著和差會一定的聯繫，甚至形成新的合作關係。例如，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是倫敦傳道會的成員，與昔日成立差會的教會及其在世界各地成立的教會組成新的組織，形成平等的伙伴關係，名字也改稱為世界傳道會，以反映組織的新任務和遠象。香港聖公會是普世聖公宗的成員，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是世界信義宗聯會的成員等，香港各宗派教會均按其歷史丶傳統和需要建立起自己的網絡來。如果把基督教和這些教會及教會組織的聯繫加起來，再加上香港也有不少傳教士和差會，香港教會對外的連繫可謂遍及全世界。

不過，如果以為香港的教會參加這些組織，就等於隸屬他們，受其他地方教會的管理和操縱，這便是一個極大的誤解。曾經有立法會議員批評香港的某堂會受該宗派在美國的教會所資助和要求，支持佔領中環╱雨傘運動。教內人士談起來，也覺得不可思議，並對該議員的無知感到十分詫異。

就算香港的天主教會以身處梵蒂岡的教宗為首，教會的日常生活和事務，也毋須事事請示教宗和得到他的同意。與天主教會歷史同樣久遠的東正教會，有二十多個地方成員，二十多位教會領袖各自管轄自己地區的教會，同時尊伊斯坦堡（以前是君士但丁堡）的普世宗主教為精神領袖，大家其實平起平坐，沒有任何一個可以向其他人發施號令。香港有不少教會也是地方分權而非中央集權的，宗派中央組織並無絕對的主權和操縱堂會的權力。

香港教會與世界各地教會的聯繫並非權力的關係，而是信仰上的連結，因為相信教會是普世的，跨越國家丶語言和文化的邊界。

根據《基本法》149條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教育、科學、技術、文化、藝術、體育、專業、醫療衞生、勞工、社會福利、社會工作等方面的民間團體和宗教組織可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國際的有關團體和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各該團體和組織可根據需要冠用『中國香港』的名義，參與有關活動。」香港的教會九七後可以繼續和自由參與這些國際或地區性的組織，而不須切斷這些關係。不同地方的教會可以彼此扶助，互通有無，也憂戚與共，同悲同喜，在禱告中互相紀念和代求。

5. 中華大地的教會

歷史上而言，香港教會是中國教會的一部份。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是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的一部份，與廣東省其他地區的中華基督教會有多重的聯繫。四九年以前，香港和廣東省不同地區的堂會有來往，人口也自由流動。譬如，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就曾在廣州丶佛山丶中山等地建立教會。香港聖公會是中華聖公會的一部份，香港循道會是整個中國的循道會華南教區的一部份等。許多香港的宗派，也和中國大陸其他地方的教會有相類的關係。那時，香港教會的信徒在廣州接受神學訓練，然後回到香港事奉，一點也不會覺得奇怪。

一九四九年以後，香港和中國大陸的邊界開始愈來愈強化，香港的教會與內地同宗派教會的連繫也漸漸地被切斷了。之後，內地教會與香港教會變成了兩個不同政治體制下的教會，內地教會更在文革期間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壓迫，崇拜終止、教會關閉。

七、八十年代，許多香港的教會都會為內地教會的重開代禱，並視兩地教會在文化上是相連的，歷史上是同源的。

當時，一般信徒是靠福音證主協會的《守望中華》和中國教會研究中心的《中國與教會》來認識和了解國內教會走過的歷史和現狀，後來還有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的《橋》，報道內地教會的實况。

因著國家和資訊封閉的緣故，外界很難了解國內的情況。不過，香港仍然是最近距離觀察內地變化的地方。當西方國家的年輕人陶醉在中國大陸浪漫的革命氛圍時，香港人卻藉邊界看到對岸浮到這邊的屍體，衣衫襤褸和挨飢抵餓的偷渡客，以及內地親友信函的片言隻語和生活細節，了解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造是怎麼一回事。由於資訊流通及新聞自由得到保障，香港一直是外界了解大陸的一個重要窗口。近年，一些國家前領導人不選擇內地的出版社來發表自己的回憶錄，而選擇在香港出版其著作。顯然，香港在許多人眼中，仍然佔有特殊的地位與角色。

中國改革開放和教會重開後，香港與內地的教會重新接觸，至今已四十年。香港和內地的教會，在福音傳播丶信徒培育丶城市牧養、出版丶神學教育等方面，均有交流的機會，兩地教會也建立起主內的情誼。

按照《基本法》148條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教育、科學、技術、文化、藝術、體育、專業、醫療衞生、勞工、社會福利、社會工作等方面的民間團體和宗教組織同內地相應的團體和組織的關係，應以互不隸屬、互不干涉和互相尊重的原則為基礎。」中港兩地教會須依「互不隸屬，互不干涉，互相尊重」的三互政策往來。

實際上，由於中港接觸愈來愈多，兩地交通愈來愈頻繁，來往人數也愈來愈多，內地教牧及信徒來港參加聚會或課程甚至進修，個別同工與香港教會領袖建立主內的友誼，也愈來愈普遍和容易。香港的牧者及信徒到內地探望教會，也愈來愈方便。內地教會的變化和情況，也更容易讓外界知道。不過，內地教會的處境和身處的政治制度，始終和香港不同。香港教會可以為內地教會做的，始終有限。何况，內地經濟的發展迅速，一些城市像北京丶上海和廣州，和世界上的大城市相比也不遑多讓，內地一些地方教會的發展也迅速得驚人，甚至成為了學者研究的課題和對象。香港教會不應該抱有優越的心態，以為我們甚麼都好，內地教會各方面都落後，都應該向香港的教會學習。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一直與內地教會保持往來的關係，並在九七來臨前便表示：教會不會遷往外地，教產不會轉到外地，不會鼓勵教牧移民，九七後繼續做一個本色化和中華大地的教會。

近十年來，由於內地政局的改變，國家加強了對香港事務的參與，也把香港的發展包括在國家全局發展的計劃之內。年輕一代對國家及香港社會的各種不滿，化為對大陸和中國人身份日漸的疏離，而強調本土意識與港人身份。不過，無論香港怎麼發展下去，大概也離不開香港作為中華大地的一部份及中國文化為所有華人的共同遺產。而不同地方教會的關係，不論所屬國家或地區是否相通或敵對，主內肢體的關係還是應該超越政治上的友好或分歧的。

6. 結語

香港教會的自我理解究竟如何？是否同意自己是獨立自主丶多元合一丶具普世意識和立足中華大地的教會？盼望我們都一起反思香港教會的過去，掌握自己現在的身份和角色，並對未來有清晰的遠景。又願我們都獻上自己，塑造香港和香港教會的未來，完成上主對我們的呼召。

（作者為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副總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