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月的占中九子案审讯过程，让香港人仔细重温一四年占领运动的过程与理念。首被告戴耀廷的结案陈辞，成了这场公民抗命运动的理念自白书。而在法庭以外，刚在审前出版的，有他的小书《抗争：灵性的思考》，还有那存留于网络世界还在不断扩充的「思考香港系列」。
这场过百万港人以不同形式参与的占领运动，未有带来真普选。不过对戴耀廷来说，其所带来的社会潜能、信念更新与灵性叩问，仍肯定会在未来的日子为香港打开新局面——无论他会面临怎么样的判决。
等候民主运动第四个里程碑
时：「占中」七十九日，基本上展现了不同世代之间，做同一件事所考虑的策略亦有分歧。而近几年，再没看到同类型规模的运动出现，什至愈多人说要移民。回望过去，包括商讨日、电子公投及占领，这种经验对香港未来的社运有什么提示？
戴：对大部份人的启蒙，其实由八九年六四事件开始，由内地启蒙香港的民主运动，六四引发香港人更多的参与，可说是香港第一个里程碑，对民主发展的一个启动。第二个里程碑是○三年七一大游行，第三个是一四年的雨伞运动。下一波的大型社会运动会否及什么时候出现？我的判断是一定会，因「雨伞」的问题没有解决，而很大可能与内地政治环境变动有关。
现时内地的政治环境恶劣，习近平那种打压，差不多返回类近文革的时期，比江泽民及胡温时代差很多，但整个中国社会又与当时很不同，正在变化。所以，可能在未来五或十年会有下一波的社会运动出现，与内地的政治环境扣连在一起，就有点像八九年时。未来几年，在等候第四个里程碑出现时，我们不是坐着被动等候，而是积极准备有一种自我管治的能力，以及港人的自我意识。
另外我刚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引述了讲罗拔甘迺廸的名言"Tiny ripple of hope"。现时争取民主的力量没有减弱，很多人仍渴求民主的改变，但却感到无助无力及沮丧。现时能做的，如我结案陈词说，是散播希望及不要看轻小的事；若很多微小的涟漪（"tiny ripple"）互相撞击，就可能引起巨浪，因小小的改变可累积起大的改变。
赚了公民抗命的意识
时：返回占领运动的经验，以一场大规模的公民抗命运动作为谈判的「核弹」，去迫使当政者面对一个问题去处理，似乎此路不通。你看是否如此？对这代人来说，公民抗命的意义在哪里？
戴：一三年准备占中时，习近平刚上台，有关他的资讯掌握得很少。若要透过社会行动带动改变，基本条件是对方要有改变立场的可能，并透过政治压力来谈判。以当时我们认知的中共局面是有可能的，亦或因我们没有足够资讯，我们只可「搏一搏」，结果判断错误。但若不用这种方式，亦带动不到后面的事─你说香港会否有民主的机会？可能一样没有，但反而赚取了公民抗命的意识。
当一三年一月我的文章刊出后（编按：〈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刊于《信报》），由启动「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至四月《明报》的民调，已有百份之廿五支持公民抗命或「占中」。到占领爆发，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几次的民调，最高峰达百份之三十几。至一八年中大亚太研究所受智经研究中心委托的调查，仍有百份之二十支持。由一三年中开始，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公民抗命的支持有上有落，但仍有五份一，五份一人口即是一百四十万人，反映社会有一种很强大要改变的声音。而十五至廿四岁有百份之三十几支持，即愈年轻，当社会制度愈不公义时，接受以公民抗命的方式便﹐有更强的声音。另外一些法治较发达的地方的民调，问及会否完全服从政府的命令，发展愈是法治的地方，反对的亦愈多。香港在这方面是前列，即不一定要听政府的话。其实香港具备了这种质素，在当前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大家暂时隐藏着，但相关文化已建立，时机再来时便会出现。
时：然而，香港另有暗涌。本来公民抗命就有承担罪责的元素，但在香港所面对的由相对本来刑罚较轻的成文法条文，变成是以普通法砌出来，刑罚重得多。之前终审法院常任法官邓国桢退休时忧虑普通法会否沦为欺压工具，好像已在实现。
戴：从高等法院法官杨振权的判词是看到威权法治在香港出现。威权法治不一定没有司法独立，但法官其实亦反映社会价值观，不能必然想到法官一定拥抱自由民主价值。在普通法制度要找前瞻及突破性的法官——特别是普通法讲先例——都一定是少数（譬如包致金）。在任何普通法体制都存在这种情况，加上专制的政权下，自然有些法官或会选择倾向维持政权稳定或建制的裁决。但会否有些法官在一定的空间内，在帮助一些推动社会改革的人时，留取多一些政治空间？举例「广场三子」案，法官最后裁决释放三子，说以后不要用暴力，但裁判endorse（认受）了公民抗命，这反映了他的保守性，亦有其前卫性；因他在一个不涉及人大释法，与中共政权硬撼的情况下，尽量保留了抗争空间。所以我不担心占中案的最终裁决，若以「广场三子」案法庭的mentality（思维），我们完全符合公民抗命的元素，更是完全的非暴力。
香港走向全威权制度
时：若希望未来日子香港法治能做到「以法达义」，如何维持去年中大民调所指两成市民对公民抗命的支持，就很重要。
戴：至一三、一四年，香港的法治体制，某程度是相当不错，欠的是民主体制。有民主体制，对各方面的保障都会加大，但一四年后这方面受阻。原先香港是半民主制度，朝向民主化，但现在变成半威权制度。在半威权下，就难以再推展民主化，什至我们正在威权化中，愈来愈接近变成全威权。看大湾区发展，过多十年可能便全威权。但在这历程中，我们要等候内地转变的契机，准备好面对转变，便要靠公民抗命的意识。这意识是继续维持的，我们经历过多宗事件，至一八年智经研究仍有百份之二十的支持，即我们有一个很扎实的公民抗命群体，只是等候时机。我觉得现时要recruit（召集）他们，令他们维持意识，直至转变来临一刻。
长期抗争的灵性思考
时：谈谈你自己。由面对审讯到判决，你所属的教会群体或信徒朋友，在这几段时间有什么准备工夫？
戴：近半年我再获邀到一些教会群体分享占中，有部份觉得仍需要再思考这问题，有些教会亦开始想播放《伞上：遍地开花》的纪录片，希望大家回想「雨伞」的事。教会未必做到带动社会的角色，占中时却有相当多教会愿意同步，什至行前一步。当政治环境出现改变，相信教会会与社会一同前行。在下一波来之前，教会可否做多一些？理想是希望去做，但我不肯定是否可以做到；若有机会，都希望放多些时间做。
时：你的新书《抗争：灵性的思考》，指抗争者需要有很多的灵性考量，而人面对挑战时或多或少亦要有，但感觉你提出方向后，又不太乐观，什至是未必做得到。这几年的经历会否令你对人性悲观了？
戴：也不是，只是以为自己已做到很多，但又原来不是。理想是定了，从经历亦知要有更多灵性质素。这书的出现，是因一些学术研究讲及公民抗命或非暴力抗争，都说到要有灵性的层面，但讲得很少，我再发挥，用自己的经验去思考问题。我觉得人性既善且恶，问题是如何选择。希望能透过与神的关系、信仰群体之间的互相扶持，以及面对具体挑战时，不断在失败中累积经验及学习，让更多人获得更多的属灵质素。是没有绝对的理想，只有耶稣才是完全，我们能够做到多少就做多少。能够减少一些不好的素质，加多些正面的元素，已是很不错的成果。
回望前事，盼望未来。若日后设立「伞运」纪念馆，我想我会将商讨日的守则摆放这里。面对民主派二○一○年参与政改，民主党与北京谈判导致民主派内部分裂，我便提出以商讨日的模式来解决。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公义观的冲突，现时或是蓝黄之争，什至黄与黄之间都有不同看法——在政治行动、民主化、自决什至独立方面。我希望从商讨这方面寻找出口，可能是较理想化，但始终要有个理想的标准朝向，所以我觉得商讨是处理社会矛盾及值得去试的方法。无论将来的发展如何，至少商讨文化的种子已散下，我希望想方法去培育幼苗。
我既是理想主义者，有目标，亦是策略者，有实践。但如何实践策略，未必短时间内可达到完全的目标，但很多理想主义者都是慢慢一直「砌上去砌出来」。我们现时做的是准备。
「占中案」审讯完结，法庭将于四月九日宣判。由审讯至现时等候判决的日子，太太及子女都好ready。无论结果如何，我们暂时的判断是，即使有罪，也不会是很长的判刑。自己最近亦运动多了，每日都有一小时运动如跑步、游水，希望令身体好些，令自己的spirit加强。
隧道尽头的亮光
一四年「雨伞运动」至今所经历的起起伏伏，对戴耀廷来说也是一段出黑暗入光明的心路。
回想「伞运」后，戴耀廷说自己进入了低潮。「虽然理智说，改变制度不是必然最重要的事，唤醒人心已经达到，但心里始于觉得，有些事达不到目标，所以便跌入一个较长的情绪困扰及黑暗隧道里。」
戴耀廷选择放逐自己，去了剑桥、耶鲁、加州及哈佛等大学，中间往返香港。经历过又黑又冻的剑桥三月天，独自在教职员宿舍思考写作，到一五年六月他到哈佛参加几个有关公众调解的工作坊。过程中，他开始觉得是向着黑暗隧道的出口走，因为见到亮光。
「亮光是什么？不是很确实，只是不再沉郁过去，开始想未来，想香港的未来。虽然情绪的波动随着政治事件有起伏，但我发现自己复元的能力已快很多，即使有大的冲击，应对能力强化了，什至现时面对诉讼可能判刑，都平常心面对。」
重见活力的，还有戴耀廷的政治行动模式：孕育意念、文章表达、与不同有兴趣的群体商讨形成基础，最后接触各方；例如雷动计划、特首民间投票、风云计划等的出现，什至二○二○年或有雷动2.0。此外，还有灵性上的反思。「一五年底我开始写爱与和平的专栏，至今已写了三年多，我想还可以写多年多的时间，坐监时也会继续写。」
「由隧道出来后仍有起伏，我祷告时会问上帝，可否让我清楚知道前面要走的路？但他总不会告诉我。但有一次灵修的领受是：若他给我很清楚看到前面的路，我可能『惊到郁都唔敢郁』。我相信亦感受到有他的心意，总相信他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伞合风云在」系列序上年底审结的占中九子案，今年四月九日宣判。在原审判决前后，心怀社群的回望伞运至今，到底走过多少人生风景与生命变化？在香港社会面前，当走的路什远，又可以如何走下去？
这系列的被访者，包括朱耀明、戴耀廷、罗秉祥、王少勇。有直接因为伞运而正在负上法律代价的，也有心系伞运一代紧密相扣不离地的。四年前过百万人以不同形式参与过的这场运动，经过一千六百多日的深化沉淀，不单在这世代香港人的心田里，也在被访者的心灵深处，留下上主的足迹，灵性的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