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月的佔中九子案審訊過程，讓香港人仔細重溫一四年佔領運動的過程與理念。首被告戴耀廷的結案陳辭，成了這場公民抗命運動的理念自白書。而在法庭以外，剛在審前出版的，有他的小書《抗爭：靈性的思考》，還有那存留於網絡世界還在不斷擴充的「思考香港系列」。
這場過百萬港人以不同形式參與的佔領運動，未有帶來真普選。不過對戴耀廷來說，其所帶來的社會潛能、信念更新與靈性叩問，仍肯定會在未來的日子為香港打開新局面——無論他會面臨怎麼樣的判決。
等候民主運動第四個里程碑
時：「佔中」七十九日，基本上展現了不同世代之間，做同一件事所考慮的策略亦有分歧。而近幾年，再沒看到同類型規模的運動出現，甚至愈多人說要移民。回望過去，包括商討日、電子公投及佔領，這種經驗對香港未來的社運有甚麼提示？
戴：對大部份人的啟蒙，其實由八九年六四事件開始，由內地啟蒙香港的民主運動，六四引發香港人更多的參與，可說是香港第一個里程碑，對民主發展的一個啟動。第二個里程碑是○三年七一大遊行，第三個是一四年的雨傘運動。下一波的大型社會運動會否及甚麼時候出現？我的判斷是一定會，因「雨傘」的問題沒有解決，而很大可能與內地政治環境變動有關。
現時內地的政治環境惡劣，習近平那種打壓，差不多返回類近文革的時期，比江澤民及胡溫時代差很多，但整個中國社會又與當時很不同，正在變化。所以，可能在未來五或十年會有下一波的社會運動出現，與內地的政治環境扣連在一起，就有點像八九年時。未來幾年，在等候第四個里程碑出現時，我們不是坐著被動等候，而是積極準備有一種自我管治的能力，以及港人的自我意識。
另外我剛寫了一篇文章，其中引述了講羅拔甘迺廸的名言"Tiny ripple of hope"。現時爭取民主的力量沒有減弱，很多人仍渴求民主的改變，但卻感到無助無力及沮喪。現時能做的，如我結案陳詞說，是散播希望及不要看輕小的事；若很多微小的漣漪（"tiny ripple"）互相撞擊，就可能引起巨浪，因小小的改變可累積起大的改變。
賺了公民抗命的意識
時：返回佔領運動的經驗，以一場大規模的公民抗命運動作為談判的「核彈」，去迫使當政者面對一個問題去處理，似乎此路不通。你看是否如此？對這代人來說，公民抗命的意義在哪裡？
戴：一三年準備佔中時，習近平剛上台，有關他的資訊掌握得很少。若要透過社會行動帶動改變，基本條件是對方要有改變立場的可能，並透過政治壓力來談判。以當時我們認知的中共局面是有可能的，亦或因我們沒有足夠資訊，我們只可「搏一搏」，結果判斷錯誤。但若不用這種方式，亦帶動不到後面的事─你說香港會否有民主的機會？可能一樣沒有，但反而賺取了公民抗命的意識。
當一三年一月我的文章刊出後（編按：〈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刊於《信報》），由啟動「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至四月《明報》的民調，已有百份之廿五支持公民抗命或「佔中」。到佔領爆發，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幾次的民調，最高峰達百份之三十幾。至一八年中大亞太研究所受智經研究中心委託的調查，仍有百份之二十支持。由一三年中開始，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公民抗命的支持有上有落，但仍有五份一，五份一人口即是一百四十萬人，反映社會有一種很強大要改變的聲音。而十五至廿四歲有百份之三十幾支持，即愈年輕，當社會制度愈不公義時，接受以公民抗命的方式便﹐有更強的聲音。另外一些法治較發達的地方的民調，問及會否完全服從政府的命令，發展愈是法治的地方，反對的亦愈多。香港在這方面是前列，即不一定要聽政府的話。其實香港具備了這種質素，在當前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大家暫時隱藏著，但相關文化已建立，時機再來時便會出現。
時：然而，香港另有暗湧。本來公民抗命就有承擔罪責的元素，但在香港所面對的由相對本來刑罰較輕的成文法條文，變成是以普通法砌出來，刑罰重得多。之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鄧國楨退休時憂慮普通法會否淪為欺壓工具，好像已在實現。
戴：從高等法院法官楊振權的判詞是看到威權法治在香港出現。威權法治不一定沒有司法獨立，但法官其實亦反映社會價值觀，不能必然想到法官一定擁抱自由民主價值。在普通法制度要找前瞻及突破性的法官——特別是普通法講先例——都一定是少數（譬如包致金）。在任何普通法體制都存在這種情況，加上專制的政權下，自然有些法官或會選擇傾向維持政權穩定或建制的裁決。但會否有些法官在一定的空間內，在幫助一些推動社會改革的人時，留取多一些政治空間？舉例「廣場三子」案，法官最後裁決釋放三子，說以後不要用暴力，但裁判endorse（認受）了公民抗命，這反映了他的保守性，亦有其前衛性；因他在一個不涉及人大釋法，與中共政權硬撼的情況下，盡量保留了抗爭空間。所以我不擔心佔中案的最終裁決，若以「廣場三子」案法庭的mentality（思維），我們完全符合公民抗命的元素，更是完全的非暴力。
香港走向全威權制度
時：若希望未來日子香港法治能做到「以法達義」，如何維持去年中大民調所指兩成市民對公民抗命的支持，就很重要。
戴：至一三、一四年，香港的法治體制，某程度是相當不錯，欠的是民主體制。有民主體制，對各方面的保障都會加大，但一四年後這方面受阻。原先香港是半民主制度，朝向民主化，但現在變成半威權制度。在半威權下，就難以再推展民主化，甚至我們正在威權化中，愈來愈接近變成全威權。看大灣區發展，過多十年可能便全威權。但在這歷程中，我們要等候內地轉變的契機，準備好面對轉變，便要靠公民抗命的意識。這意識是繼續維持的，我們經歷過多宗事件，至一八年智經研究仍有百份之二十的支持，即我們有一個很紮實的公民抗命群體，只是等候時機。我覺得現時要recruit（召集）他們，令他們維持意識，直至轉變來臨一刻。
長期抗爭的靈性思考
時：談談你自己。由面對審訊到判決，你所屬的教會群體或信徒朋友，在這幾段時間有甚麼準備工夫？
戴：近半年我再獲邀到一些教會群體分享佔中，有部份覺得仍需要再思考這問題，有些教會亦開始想播放《傘上：遍地開花》的紀錄片，希望大家回想「雨傘」的事。教會未必做到帶動社會的角色，佔中時卻有相當多教會願意同步，甚至行前一步。當政治環境出現改變，相信教會會與社會一同前行。在下一波來之前，教會可否做多一些？理想是希望去做，但我不肯定是否可以做到；若有機會，都希望放多些時間做。
時：你的新書《抗爭：靈性的思考》，指抗爭者需要有很多的靈性考量，而人面對挑戰時或多或少亦要有，但感覺你提出方向後，又不太樂觀，甚至是未必做得到。這幾年的經歷會否令你對人性悲觀了？
戴：也不是，只是以為自己已做到很多，但又原來不是。理想是定了，從經歷亦知要有更多靈性質素。這書的出現，是因一些學術研究講及公民抗命或非暴力抗爭，都說到要有靈性的層面，但講得很少，我再發揮，用自己的經驗去思考問題。我覺得人性既善且惡，問題是如何選擇。希望能透過與神的關係、信仰群體之間的互相扶持，以及面對具體挑戰時，不斷在失敗中累積經驗及學習，讓更多人獲得更多的屬靈質素。是沒有絕對的理想，只有耶穌才是完全，我們能夠做到多少就做多少。能夠減少一些不好的素質，加多些正面的元素，已是很不錯的成果。
回望前事，盼望未來。若日後設立「傘運」紀念館，我想我會將商討日的守則擺放這裡。面對民主派二○一○年參與政改，民主黨與北京談判導致民主派內部分裂，我便提出以商討日的模式來解決。我們面對的是一場公義觀的衝突，現時或是藍黃之爭，甚至黃與黃之間都有不同看法——在政治行動、民主化、自決甚至獨立方面。我希望從商討這方面尋找出口，可能是較理想化，但始終要有個理想的標準朝向，所以我覺得商討是處理社會矛盾及值得去試的方法。無論將來的發展如何，至少商討文化的種子已散下，我希望想方法去培育幼苗。
我既是理想主義者，有目標，亦是策略者，有實踐。但如何實踐策略，未必短時間內可達到完全的目標，但很多理想主義者都是慢慢一直「砌上去砌出來」。我們現時做的是準備。
「佔中案」審訊完結，法庭將於四月九日宣判。由審訊至現時等候判決的日子，太太及子女都好ready。無論結果如何，我們暫時的判斷是，即使有罪，也不會是很長的判刑。自己最近亦運動多了，每日都有一小時運動如跑步、游水，希望令身體好些，令自己的spirit加強。
隧道盡頭的亮光
一四年「雨傘運動」至今所經歷的起起伏伏，對戴耀廷來說也是一段出黑暗入光明的心路。
回想「傘運」後，戴耀廷說自己進入了低潮。「雖然理智說，改變制度不是必然最重要的事，喚醒人心已經達到，但心裡始於覺得，有些事達不到目標，所以便跌入一個較長的情緒困擾及黑暗隧道裡。」
戴耀廷選擇放逐自己，去了劍橋、耶魯、加州及哈佛等大學，中間往返香港。經歷過又黑又凍的劍橋三月天，獨自在教職員宿舍思考寫作，到一五年六月他到哈佛參加幾個有關公眾調解的工作坊。過程中，他開始覺得是向著黑暗隧道的出口走，因為見到亮光。
「亮光是甚麼？不是很確實，只是不再沉鬱過去，開始想未來，想香港的未來。雖然情緒的波動隨著政治事件有起伏，但我發現自己復元的能力已快很多，即使有大的衝擊，應對能力強化了，甚至現時面對訴訟可能判刑，都平常心面對。」
重見活力的，還有戴耀廷的政治行動模式：孕育意念、文章表達、與不同有興趣的群體商討形成基礎，最後接觸各方；例如雷動計劃、特首民間投票、風雲計劃等的出現，甚至二○二○年或有雷動2.0。此外，還有靈性上的反思。「一五年底我開始寫愛與和平的專欄，至今已寫了三年多，我想還可以寫多年多的時間，坐監時也會繼續寫。」
「由隧道出來後仍有起伏，我禱告時會問上帝，可否讓我清楚知道前面要走的路？但祂總不會告訴我。但有一次靈修的領受是：若祂給我很清楚看到前面的路，我可能『驚到郁都唔敢郁』。我相信亦感受到有祂的心意，總相信祂是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傘合風雲在」系列序上年底審結的佔中九子案，今年四月九日宣判。在原審判決前後，心懷社群的回望傘運至今，到底走過多少人生風景與生命變化？在香港社會面前，當走的路甚遠，又可以如何走下去？
這系列的被訪者，包括朱耀明、戴耀廷、羅秉祥、王少勇。有直接因為傘運而正在負上法律代價的，也有心繫傘運一代緊密相扣不離地的。四年前過百萬人以不同形式參與過的這場運動，經過一千六百多日的深化沉澱，不單在這世代香港人的心田裡，也在被訪者的心靈深處，留下上主的足跡，靈性的韌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