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已回归中国廿二年，但港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国民身份认同仍偏低，故此特区政府不停大力推动国民教育。《国歌法》和国歌教育立法，可被视为推行国民教育的方法。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将国歌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香港政府也展开《国歌法》和国歌教育立法的工作。对于《国歌法》的实施与国歌教育的推行，香港社会反应两极。
国家强硬地通过教育加增人民对国家和政权的认同，基督徒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又应当如何自处呢？圣经有教导我们当顺服在上的掌权者，但在什么情况之下，圣经教导我们需要拒绝顺从呢？旧约时代但以理的事迹，能够给今天的基督徒，在极权主义高举的时代中，一些明确的启示。
但以理与三个朋友的不顺从故事
但以理在年少的时候，经历国破家亡的惨痛，自己的文化和信仰渐渐「被消失」。那时君王和百姓皆崇拜偶像，巴比伦帝国侵略以色列。为了统治庞大的帝国，巴比伦王从掳来的人中，挑选青年精英份子进入王宫接受特训三年。他们都是在以色列有影响力的人，巴比伦帝国通过王宫的教育，全面地同化这些年轻人的头脑和内心，什至更改他们原来的姓名，叫他们忘记自己真正的身份。巴比伦王确实有政治的谋略，他选入巴比伦王宫的犹大精英份子，都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王宫的人。巴比伦王给予这些少年人宫廷式的待遇，能享用王宫的佳肴和美酒，他们只要努力学习巴比伦的文字言语和文化，效忠巴比伦王，带领被掳来的同胞一同归服巴比伦王，将来必能过安稳和亨通的生活。
在被选入巴比伦王宫的以色列少年人中间，有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不像其他的同胞那样承受作异国奴隶的艰苦，却享受世界的美物。然而，他们洞悉在舒适的环境和特权背后，潜在严重的属灵危机，那些王的膳和王的酒全都是祭过巴比伦的偶像才送来给王的。在旧约圣经利未记，耶和华神禁止以色列人吃不洁的动物，故此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但一8）纯正的信仰，比世间的荣华富贵，对基督徒来说更加宝贵。往后，巴比伦王为国家树立了巨大的金像，并且下令在开光之礼那天，所有人必须跪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人，必立刻被处决，丢在烧得猛烈的火窰中。但以理和三个朋友却有坚定的信心，拒绝跪拜偶像，即使巴比伦王召见他们，给予他们最后一次机会，他们也没有让步，然后对巴比伦王说：「我们所事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决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三17-18）最后，他们被掉落火窰中，但神差派使者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叫火无力伤害他们，头发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
但以理持守纯正的信仰，使他拥有美好的灵性和神的智慧，以真理承担公职和官务，帮助国家领导人知道神的启示，他在仕途中一直高升，成为巴比伦王一人之下的总督。他因此卷入政治的漩涡中，那时他的政敌怂恿王立法收紧宗教自由，禁止一齐敬拜和祷告的行动。然而，但以理知道这禁令，却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六10）最后他受惩罚，被丢在狮子坑中，神却封住狮子的口，保守他，叫本来不认识耶和华神的巴比伦，亲眼看见活着的神奇妙的工作。但以理和三个朋友逆流而上的信心，能够给予基督徒的启迪，就是「顺从神，不顺从人」，这是应当的。
Daniel in the Lions' Den, by Berg (Author), Beatrice Darwin (Illustrator) 1973
国歌法与国民身份认同的再思
《国歌法》是用刚性的方法来培育国民身份认同，其设立的目的是借着禁止负面的行为，如规定人民以什么姿态去面对国歌演奏，来控制负面的国民身份认同。但众所周知，法律只能控制外显行为，无助培育心中的正面的国民身份认同。相反，如果法律及其执行过于强硬，反而可能会引起内心更大不满，进一步强化负面的国民身份认同。若人民内心已有负面的国民身份认同，但因法律的强制性，而被迫作出正面的外显行为，结果只会引致扭曲人性，表里不一、造假的情况。现时的情况正是如此，不少港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国民身份认同愈来愈低，愈来愈负面，强制性的法律，只会引致更负面的后果。
至于国歌教育，则是一种用柔性的方法，从感情入手来培育国民身份认同，希望借着音乐的感染力，来培育正面的国民身份认同。但是单从感性入手来培育国民身份认同是否足够？从当代公民教育理论来看，「公民」是指「多元公民」，这观念包含不同地域层次的公民，包括地方公民、国家公民（国民）、世界公民。换句话说，国民是公民的一个元素，故此国民教育可说是公民教育的一部份。由于公民教育强调培育批判思考者，作为公民教育的一部份，国民教育也应以培育「批判性爱国者」（critical patriot）为主要目的。
批判性爱国者并不是盲从的顺民，而是「愿意并能持客观、持平的态度，对国家『是其是、非其非』。对国族有情、有承担，对国家的成就感到欣喜，对国家的阴暗面感到担忧，并提出批判，在批判反思之馀，也愿意投入共同改善国家的阴暗面」的国民。其实这正是一种「爱之深，责之切」的表现。此外，批判性爱国者也是重视普世人权价值，对人类福祉有承担的世界公民。从上述讨论可见，单从感性入手的国歌教育，是不足够培育批判性爱国者的，因为其对知性方面的培育着墨不多。
From the book of Daniel. Woodcut from the Nuremberg Chronicle 1493
以「争议性课题」教学培育批判性
至于学校可如何透过国歌教育来培育批判性爱国者？作为音乐教育，从音乐艺术角度来学习国歌是最基本的。但若要借此达致培育批判性爱国者的目的，老师要进一步探讨与国歌相关的议题，当中可能涉及跨学科的协作学习，例如与中史科合作，探讨作词者田汉之死与文革的关系、国歌修改歌词等历史议题。由于这些议题大都是争议性的，故须用「争议性课题」教学法来施教。老师要营造开放的、尊重说理、尊重多元意见的课堂空间和氛围，与同学从多角度反思相关议题，深入份析各观点及其论证和所蕴藏的价值。在这些议题上老师可能有一定倾向，但作为专业教育工作者，老师应尽最大努力，以「专业的我」（professional self）来管理「意识形态的我」（ideological self），以确保是国歌「教育」而不是「灌输」。有两点要特别留意：任何官方论述都只是多元意见之一，绝不可以此打压其他观点；而老师也可份享自己见解，但也只是多元意见之一。最后，同学应基于一些人类共通的普世价值如《国际人权宪章》，和根据相关观点及其论证的合理性来判断。根据公民教育理论，将争议性课题教学法引入国歌教育，应是培育批判性爱国者的较有效方法。
对基督徒来说，批判性爱国者就是不盲从国家的指示，当政策与基督教信仰有违背的时候，便凭信心顺从神的旨意，即使有生命的危险，也向政权抗命。近年中国政府大大紧缩宗教自由，禁止圣经在内地流通地销售，计划修改圣经，将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儒家文化融入圣经中。至于香港方面，随着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的收紧，香港已由半民主政体，慢慢沦为半专权政体。笔者认为，香港基督徒除了要为国家祷告，叫国家领导人能够知道敬畏神的心，和治国、得民心的智慧外；更要发挥公民的身份，在政治上发声和参与，抗衡专权政体对一国两制的践踏；而基督教学校和基督徒老师则应深入反思，面对专权政体对一国两制的践踏，教育可以如何回应及以行动抗衡之。
在港人国民身份认同及对中央政府信任偏低时，特区政府更应深入了解港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想法和担忧，才能提出较有效的方法来提升国民身份认同。在一种缺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仓卒地开展《国歌法》和国歌教育来培育国民身份认同，基本上是下下策！
（本文部份段落取自梁恩荣、黄观连、司徒沛芝着〈推国歌教育须深思熟虑〉，
《明报》，2018年7月31日。分题为编者所拟。）
梁恩荣为香港教育大学教育政策与领导学系客席副教授、
邓希恒为香港教育大学教育政策与领导学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