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在一般基督徒用语中是比较负面的，代表着压迫和不公义，所以，以色列人要「出」埃及。这种对埃及的样版印象，对埃及并不公平，因为出埃及只是埃及历史的其中一个片段，并不是全部。与出埃及记相反，约瑟和马利亚就带着耶稣走到埃及，逃避希律王的追杀。埃及是约瑟一家的避难所。旧约圣经的雅各一家也到埃及，埃及曾成为他们的避难所。再者，上主应允埃及：

「在那日，以色列将与埃及、亚述三国一起，使地上的人得福。万军之耶和华必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赛十九24-25，《和合本修订版》）

这是我今次到埃及，在教会常看见的经文之一。作为避难所的埃及可以如何让我们思考今日教会和香港的角色呢？

按马太福音记录（太二13-23），约瑟一家避过遭杀害，但很多孩子却被杀了。教会传统特别以十二月廿八日或廿九日，记念这些被杀害的无辜者。有批评说，若圣子没有选择在这背景出生，希律就不会杀其他孩子了。这样的逻辑很奇怪，因为犯罪者的责任被否定了。按照这逻辑，一位穿得衣着性感而遭性侵犯的女性是应得的，因为她犯了引人犯罪的罪。同样，一位富有者因而遭绑架是他应得的，因为他也犯了引人犯罪的罪。

事实上，人不是一副机械，所以面对穿着性感衣着的女士，人可以有不同反应。人要为自己的回应负责任，即选择A，而不选择B。希律没有选择与博士们一起敬拜新生的王，却选择要杀害他，因为他容不下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希律的反应不是他独有，而是所有专制政权的共同特性。专制政权不是由人民授权而建立的政府，它倚靠暴力、威吓和谎言维持统治，所以消灭威胁者是他们很常见的做法。相反，一个由人民授权的政府就会思考如何赢取选票，以管治成绩争取投票者的支持。

其实，希律王的态度也是今日中国政府对待教会、维权律师和它认为威胁到它的人之态度。举行崇拜的教会何来具威胁？但温州一带教会却被拆十字架、其他地区非三自教会被关闭，什至令人费解的，王怡牧师和他的妻子蒋蓉被控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另外，王全璋只是行使公民权利，维护人民在《宪法》保障下的权利，但却被控告「传授与政府对抗的方法」和「攻击我国法治及人权状况，诋毁社会主义法治」。像希律一样，中国政府是荒谬，因为它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任何制衡。

面对这样一个不尊重人类尊严的政府，我们是否也要像约瑟一家逃避这无理迫害？我们要等候主的声音吗？有人选择移民，有人刻意选择留下。虽然约瑟一家逃避了希律王的迫害，但耶稣最后仍选择饮这苦杯。也许，在去与留的选择以外，我们还可以问：「我们是否可以像埃及一样，成为在患难中的人之避难所？」

这让我想起一九四○年左右的希特拉时代。那时，希特拉计划要杀害一切犹太人，但有些人为了保护犹太人，设法匿藏犹太人，将他们送走。其中令人注意是舒特拉事件，这事已经拍成电影。另一值得留意事件是丹麦的角色。希特拉占领丹麦后，他要求当地政府配合其政策，但丹麦政府却以不合作方式回应。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在《平庸的邪恶》一书描述：希特拉要求住在其中的犹太人臂上系上黄布条，分别其犹太人身份，但丹麦国王表示他会第一个系上，借此向国民表达要与跟丹麦人同住数百年的犹太人同在。最后，希特拉放弃在丹麦的计划。后来，当希特拉军队准备搜捕犹太人时，丹麦人协助犹太人逃走，为他们提供交通工具逃到瑞典（当时瑞典政府即时给予犹太人瑞典公民资格）。丹麦全国，由领导者到一般平民都投入维护犹太人的运动，甘愿冒险，因为他们相信人不应被分为不同等级。

我们可以如何成为困难者的避难所？面对受印尼海啸影响的兄弟姊妹，物资援助是我们可以做到的，让他们在这艰难时期，仍感受到人间有情。至于那些人权受到剥削的兄弟姊妹，我们可以这样做：

第一，我们要守住香港：维护法治、提升公民意识和品德、建立一个受监管政府。要有这样的香港，香港才可以成为香港人的避难所。

第二，成为受害者和无声者的声音：要维护新闻媒体作为第四权的角色。我们不能期望免费新闻可以提供有高质素新闻，我们要用经济支持有质素的新闻媒体。

第三，我们要善待寻求政治庇护者：二○一六年梁美芬曾提出香港需要退出《禁止酷刑公约》。我们要留意事态发展。虽然有人滥用这机制，但我们不应因此错过对有困难者的协助。

第四，我们要彼此代祷，求上主保佑。

香港历史说明了香港是国内人士的避难所，最近一次是六四时期的黄雀行动，这是上主给香港的恩典，愿我们珍惜，也践行成为困难者的避难所，更愿教会担起这召命。

（原载于作者网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