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在一般基督徒用語中是比較負面的，代表著壓迫和不公義，所以，以色列人要「出」埃及。這種對埃及的樣版印象，對埃及並不公平，因為出埃及只是埃及歷史的其中一個片段，並不是全部。與出埃及記相反，約瑟和馬利亞就帶著耶穌走到埃及，逃避希律王的追殺。埃及是約瑟一家的避難所。舊約聖經的雅各一家也到埃及，埃及曾成為他們的避難所。再者，上主應允埃及：

「在那日，以色列將與埃及、亞述三國一起，使地上的人得福。萬軍之耶和華必賜福給他們，說：『埃及——我的百姓，亞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產業，都有福了！』」（賽十九24-25，《和合本修訂版》）

這是我今次到埃及，在教會常看見的經文之一。作為避難所的埃及可以如何讓我們思考今日教會和香港的角色呢？

按馬太福音記錄（太二13-23），約瑟一家避過遭殺害，但很多孩子卻被殺了。教會傳統特別以十二月廿八日或廿九日，記念這些被殺害的無辜者。有批評說，若聖子沒有選擇在這背景出生，希律就不會殺其他孩子了。這樣的邏輯很奇怪，因為犯罪者的責任被否定了。按照這邏輯，一位穿得衣著性感而遭性侵犯的女性是應得的，因為她犯了引人犯罪的罪。同樣，一位富有者因而遭綁架是他應得的，因為他也犯了引人犯罪的罪。

事實上，人不是一副機械，所以面對穿著性感衣著的女士，人可以有不同反應。人要為自己的回應負責任，即選擇A，而不選擇B。希律沒有選擇與博士們一起敬拜新生的王，卻選擇要殺害他，因為他容不下自己的權力受到威脅。希律的反應不是他獨有，而是所有專制政權的共同特性。專制政權不是由人民授權而建立的政府，它倚靠暴力、威嚇和謊言維持統治，所以消滅威脅者是他們很常見的做法。相反，一個由人民授權的政府就會思考如何贏取選票，以管治成績爭取投票者的支持。

其實，希律王的態度也是今日中國政府對待教會、維權律師和它認為威脅到它的人之態度。舉行崇拜的教會何來具威脅？但溫州一帶教會卻被拆十字架、其他地區非三自教會被關閉，甚至令人費解的，王怡牧師和他的妻子蔣蓉被控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另外，王全璋只是行使公民權利，維護人民在《憲法》保障下的權利，但卻被控告「傳授與政府對抗的方法」和「攻擊我國法治及人權狀況，詆毀社會主義法治」。像希律一樣，中國政府是荒謬，因為它說甚麼就是甚麼，沒有任何制衡。

面對這樣一個不尊重人類尊嚴的政府，我們是否也要像約瑟一家逃避這無理迫害？我們要等候主的聲音嗎？有人選擇移民，有人刻意選擇留下。雖然約瑟一家逃避了希律王的迫害，但耶穌最後仍選擇飲這苦杯。也許，在去與留的選擇以外，我們還可以問：「我們是否可以像埃及一樣，成為在患難中的人之避難所？」

這讓我想起一九四○年左右的希特拉時代。那時，希特拉計劃要殺害一切猶太人，但有些人為了保護猶太人，設法匿藏猶太人，將他們送走。其中令人注意是舒特拉事件，這事已經拍成電影。另一值得留意事件是丹麥的角色。希特拉佔領丹麥後，他要求當地政府配合其政策，但丹麥政府卻以不合作方式回應。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平庸的邪惡》一書描述：希特拉要求住在其中的猶太人臂上繫上黃布條，分別其猶太人身份，但丹麥國王表示他會第一個繫上，藉此向國民表達要與跟丹麥人同住數百年的猶太人同在。最後，希特拉放棄在丹麥的計劃。後來，當希特拉軍隊準備搜捕猶太人時，丹麥人協助猶太人逃走，為他們提供交通工具逃到瑞典（當時瑞典政府即時給予猶太人瑞典公民資格）。丹麥全國，由領導者到一般平民都投入維護猶太人的運動，甘願冒險，因為他們相信人不應被分為不同等級。

我們可以如何成為困難者的避難所？面對受印尼海嘯影響的兄弟姊妹，物資援助是我們可以做到的，讓他們在這艱難時期，仍感受到人間有情。至於那些人權受到剝削的兄弟姊妹，我們可以這樣做：

第一，我們要守住香港：維護法治、提升公民意識和品德、建立一個受監管政府。要有這樣的香港，香港才可以成為香港人的避難所。

第二，成為受害者和無聲者的聲音：要維護新聞媒體作為第四權的角色。我們不能期望免費新聞可以提供有高質素新聞，我們要用經濟支持有質素的新聞媒體。

第三，我們要善待尋求政治庇護者：二○一六年梁美芬曾提出香港需要退出《禁止酷刑公約》。我們要留意事態發展。雖然有人濫用這機制，但我們不應因此錯過對有困難者的協助。

第四，我們要彼此代禱，求上主保祐。

香港歷史說明了香港是國內人士的避難所，最近一次是六四時期的黃雀行動，這是上主給香港的恩典，願我們珍惜，也踐行成為困難者的避難所，更願教會擔起這召命。

（原載於作者網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