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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论坛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和基督教研究中心于十二月六至八日合办第九届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年青学者研讨会，除了由年青学者发表他们的研究论文外，亦有公开讲座的环节，第一次公开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荣休教授何光沪以「因基督而成，因敌基督而败：宗教改革对中国文化转型的影响」为题，探讨基督宗教与中国近代发展之间的关系，讲座约有六十人出席。

首先，何光沪提到近年在中国很常被提到「五千年中国文化」的说法，他指出这种讲法背后似乎隐含着一种对中国文明的骄傲，主张这种说法的人往往不将「文明」与「文化」区分，什至有用神话传说来取代考古发现及历史。同时，中国亦出现从上而下对西方节日习俗、普世价值、基督教思想等概念的禁令，让这些概念不得在媒体和学校上出现。他认为这种现象反映出两件事，包括这些反动正正代表当代中国文化在相当程度上被外来的西方文化改变，但同时亦反映出这些西方文化带来的改变未能转变中国，所以才会出现中国社会中，既荒谬又强大的「前现代」性质之反动。

何光沪

「官语和合本」圣经的出现带来深远的影响

何光沪说宗教改革是基督宗教向欧洲以外地区发展的重要动力——特别是对当时面临新教挑战的罗马天主教会而言——耶稣会就是因此来到中国传教，让天主教会在中国扎根。至于与宗教改革和现代性关系密切的新教则是在近代中国传入，并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中国社会扎根。他特别提到西方传教士在宗教改革五百年来在中国的努力，为中国带来欧洲的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和人文学科。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在明代带来了自然科学，不过要一直到近代战争失败之后，中国人才对自然世界感兴趣。

西方宣教士对中国文学也有深远的影响，他们除了大量翻译西方经典文学之外，还有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贡献：中文圣经翻译。何光沪除了认为中文圣经翻译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高峰，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里程，因为在圣经翻译的时候，近代中文尚未定形，中文圣经译本中易懂的语法、经典的口语和书面语风格，「官语和合本」圣经的出现之于当时的中文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如老舍、冰心等重要作家均受其影响。除了自然科学与文学，西方宣教士亦为中国带来西方现代化的成果，包括政治制度、现代教育、医疗、司法体制等，亦带来了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现代理念。另外，宣教士亦带来了社会生活的新风貌、新习俗、风尚、社会秩序等，从各种意义上，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社会中，除了是精神世界的新选择，亦对中国的精神文明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虽然基督宗教为中国带来了很多现代化的事物，亦帮助过近代中国转型，但何光沪指出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面对的困难其实很大，由一九四九年开始至今，时常会遭到普遍民众的强大敌意和来自政府的打压——最近中国基督教便正遭遇近三十年来最严重的打压——在这样的处境下，在二十世纪初到中共建国，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及新教）人数仍有非常大幅度的增长，到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时基督徒的人数有七十至一百万；天主教徒则有约三百六十万人。西方宣教士亦在困难中坚守，何光沪认为这并不是只有人力可达之事，而是在宣教士的内在基督与在历史中运行的外在基督而达成的。

自我审查、不顾事实与真相的文化素质

不过何光沪在演讲的后半部份提到，共产党在中国的成功，其实就是西方在中国努力的失败象征。在中共统治下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仁义无法彰显，什至成为笑话，无数传教士和受西方影响的知识份子在近代中国的努力亦屡受重挫，无法扭转中国文化中对弱者与失败者的奚落与不怜悯。近代由西方传入的科学精神亦在共产党的「政治正确」面前屈服，为了政治目的而不顾事实与真相的情况成为了社会习惯。文艺和人文精神也被统治者利用，创作者在这样的局面下只有两个选择，按照党的要求创作或是永远不再创作，当代中国文学亦因而退步，文化大革命便是最好的例子。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好像有所改善，但是民间已习惯自我审查，什至现在文革的风气更像是死灰复燃，出现空前的压制。

另外，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开始变质，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更使社会出现大量不平等的现象，中国政府亦背离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腐化，更是使中国出现「互害社会」的情况，假奶粉、假疫苗、黑心食物事件层出不穷，人民生活朝不保夕。何光沪认为这些中国社会的现况，若用宗教角度诠释，便是敌基督的发展，行为上敌基督外，基于人对罪恶的迷恋，使中国基督徒面对极为严峻的挑战。

在问答的环节香港建道神学院荣誉院长梁家麟博士问及何光沪在演讲中的说法是否正正就是一种「基督教救国论」。何光沪回应时提到是次演讲的讲稿本来就是一篇「命题作文」，是要讲及基督宗教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他认同中国的文化转型是基督教传教带来的副产品，但不得不承认，部份传教士的确有意识转化中国社会，亦有转化社会的作用。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邢福增博士亦问到，目前中国看似是一个绝望的处境，在这种情况下人可以有什么盼望。何光沪回应时也提到自己对目前中国感到忧心，他认为只有盲目的人才不会感到忧心，因此忧心和痛苦可能正正是生存的表现，愿意对目前中国的情况提出批评是基于爱和期望。他亦赞同目前人好似无法改变中国的现况，不过他相信上帝能施行拯救，在上帝之内会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

梁家麟问及何光沪在演讲中的说法是否属「基督教救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