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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論壇訊】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和基督教研究中心於十二月六至八日合辦第九屆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除了由年青學者發表他們的研究論文外，亦有公開講座的環節，第一次公開講座由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榮休教授何光滬以「因基督而成，因敵基督而敗：宗教改革對中國文化轉型的影響」為題，探討基督宗教與中國近代發展之間的關係，講座約有六十人出席。

首先，何光滬提到近年在中國很常被提到「五千年中國文化」的說法，他指出這種講法背後似乎隱含著一種對中國文明的驕傲，主張這種說法的人往往不將「文明」與「文化」區分，甚至有用神話傳說來取代考古發現及歷史。同時，中國亦出現從上而下對西方節日習俗、普世價值、基督教思想等概念的禁令，讓這些概念不得在媒體和學校上出現。他認為這種現象反映出兩件事，包括這些反動正正代表當代中國文化在相當程度上被外來的西方文化改變，但同時亦反映出這些西方文化帶來的改變未能轉變中國，所以才會出現中國社會中，既荒謬又強大的「前現代」性質之反動。

何光滬

「官語和合本」聖經的出現帶來深遠的影響

何光滬說宗教改革是基督宗教向歐洲以外地區發展的重要動力——特別是對當時面臨新教挑戰的羅馬天主教會而言——耶穌會就是因此來到中國傳教，讓天主教會在中國扎根。至於與宗教改革和現代性關係密切的新教則是在近代中國傳入，並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在中國社會扎根。他特別提到西方傳教士在宗教改革五百年來在中國的努力，為中國帶來歐洲的自然科學、文學藝術和人文學科。耶穌會教士利瑪竇、湯若望等人在明代帶來了自然科學，不過要一直到近代戰爭失敗之後，中國人才對自然世界感興趣。

西方宣教士對中國文學也有深遠的影響，他們除了大量翻譯西方經典文學之外，還有一個長期被忽視的貢獻：中文聖經翻譯。何光滬除了認為中文聖經翻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高峰，亦是中國文學的重要里程，因為在聖經翻譯的時候，近代中文尚未定形，中文聖經譯本中易懂的語法、經典的口語和書面語風格，「官語和合本」聖經的出現之於當時的中文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如老舍、冰心等重要作家均受其影響。除了自然科學與文學，西方宣教士亦為中國帶來西方現代化的成果，包括政治制度、現代教育、醫療、司法體制等，亦帶來了民族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等現代理念。另外，宣教士亦帶來了社會生活的新風貌、新習俗、風尚、社會秩序等，從各種意義上，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國社會中，除了是精神世界的新選擇，亦對中國的精神文明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雖然基督宗教為中國帶來了很多現代化的事物，亦幫助過近代中國轉型，但何光滬指出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國面對的困難其實很大，由一九四九年開始至今，時常會遭到普遍民眾的強大敵意和來自政府的打壓——最近中國基督教便正遭遇近三十年來最嚴重的打壓——在這樣的處境下，在二十世紀初到中共建國，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及新教）人數仍有非常大幅度的增長，到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時基督徒的人數有七十至一百萬；天主教徒則有約三百六十萬人。西方宣教士亦在困難中堅守，何光滬認為這並不是只有人力可達之事，而是在宣教士的內在基督與在歷史中運行的外在基督而達成的。

自我審查、不顧事實與真相的文化素質

不過何光滬在演講的後半部份提到，共產黨在中國的成功，其實就是西方在中國努力的失敗象徵。在中共統治下傳統中國文化中的仁義無法彰顯，甚至成為笑話，無數傳教士和受西方影響的知識份子在近代中國的努力亦屢受重挫，無法扭轉中國文化中對弱者與失敗者的奚落與不憐憫。近代由西方傳入的科學精神亦在共產黨的「政治正確」面前屈服，為了政治目的而不顧事實與真相的情況成為了社會習慣。文藝和人文精神也被統治者利用，創作者在這樣的局面下只有兩個選擇，按照黨的要求創作或是永遠不再創作，當代中國文學亦因而退步，文化大革命便是最好的例子。雖然改革開放以後，情況好像有所改善，但是民間已習慣自我審查，甚至現在文革的風氣更像是死灰復燃，出現空前的壓制。

另外，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也開始變質，權貴資本主義的出現更使社會出現大量不平等的現象，中國政府亦背離社會主義的本質。中國社會生活和精神文化的腐化，更是使中國出現「互害社會」的情況，假奶粉、假疫苗、黑心食物事件層出不窮，人民生活朝不保夕。何光滬認為這些中國社會的現況，若用宗教角度詮釋，便是敵基督的發展，行為上敵基督外，基於人對罪惡的迷戀，使中國基督徒面對極為嚴峻的挑戰。

在問答的環節香港建道神學院榮譽院長梁家麟博士問及何光滬在演講中的說法是否正正就是一種「基督教救國論」。何光滬回應時提到是次演講的講稿本來就是一篇「命題作文」，是要講及基督宗教對近代中國的影響，他認同中國的文化轉型是基督教傳教帶來的副產品，但不得不承認，部份傳教士的確有意識轉化中國社會，亦有轉化社會的作用。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邢福增博士亦問到，目前中國看似是一個絕望的處境，在這種情況下人可以有甚麼盼望。何光滬回應時也提到自己對目前中國感到憂心，他認為只有盲目的人才不會感到憂心，因此憂心和痛苦可能正正是生存的表現，願意對目前中國的情況提出批評是基於愛和期望。他亦贊同目前人好似無法改變中國的現況，不過他相信上帝能施行拯救，在上帝之內會有意想不到的事發生。

梁家麟問及何光滬在演講中的說法是否屬「基督教救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