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坛讯】「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年青学者研讨会于二○○二年开始举行，旨在让中港台等地年青学者彼此交流有关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心得。今年十二月六至八日，香港中文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主办、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合办第九届的研讨会，假香港中文大学举行。
在会期最后一天，大会邀得建道神学院荣誉院长梁家麟主讲其中一节公开讲座，探讨基督教在中国的补充性及颠覆性，有超过五十人出席。
中国基督教发展的隐忧
梁家麟首先提到，中国基督教正处于关键时刻，教会已不能被社会铲除、忽视，什至成为对政权的威胁。在城市中，出现不少新兴教会，吸纳知识分子、专业人士，政府不能将之当作家庭教会般管理。至于家庭教会，亦在自我转型，连接至普世基督教的道统（如福音信仰、宗教改革），亦寻求不同路向，逐渐发展成较完备的教会。而中国基督教整体发展方面，则由神秘宗教逐渐自我转型为实证宗教，突破上世纪八十年代政府为教会订下的框架。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渐大，不止指导要「做个好人」，信徒也开始讨论公共神学的课题，探讨信仰在不同公共领域发挥的作用。无可避免，这会将信仰与现实作对比，以致对官方的意识形态作若干批判，超越政府的界线。
不过，梁家麟认为，中国教会不能对中国社会产生长远影响，更莫说对国内基督教的存在及发展带来影响。他指出，中国教会割裂于已发展二千年的西方教会，由从各经典撷取理念，既无根也无生命。若信仰仍能让人维持充份的自主与选择权，并不是真正的信仰，引申而来的宗教研究，也无法嫁接到宗教群体。可惜的是，有些「信徒」已被政府收编，为政府出谋献策，整治各宗教。
基督教的补充性
教会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社会组织，对社会而言，通常具补充性及颠覆性，彼此互不排斥，关键在于两者各自的比重与具体含义。信仰的补充性，是指信仰能帮助人满足心灵需要，圆现梦想。基督教不会质疑人自觉的需要和梦想的正当与合理性，而是设法改造自己，适切于任何需要与梦想。
而中国教会的传福音工作，几乎都是朝补充性的方向发展。于明末清初时期，基督教以「补儒」（补充儒家思想的不足）的角色出现；到了晚清时期，基督教以不同的「救国论」形式出现；直至近期，则是要与社会主义社会互相适应。
由于宗教可以产生强大的补充性社会作用，所以很多政权都会利用宗教达到不同的政治目的，而控制上层的宗教组识就成为了先决条件。在中国，「宗教鸦片论」盛行了一段长时间。这是指现政权会批判旧政权利用宗教麻痹人民，但自身却积极引导宗教发挥新的鸦片作用。梁家麟强调，若「宗教鸦片论」若具有事实的正确性，主要促成者是政权而非来自教会。
基督教的颠覆性
除了补充性，基督教亦有其颠覆性。从古到今，各国政权都会注意宗教带来的威胁，尝试加以控制，在中国的基督教也不例外。基督教于十九世纪传入中国，当时正值中国文化积弱，加上传教活动有外国政治力量支持，以及基督教本身多年的发展，已有一套庞大而缜密的意识形势，并有多年与政权对抗的经验，所以基督教在中国难以被收编。梁家麟称，基督教本身就是具有强烈的颠覆性。上主在宇宙和人间有绝对的治权，不受驾驭。而基督信仰强调人的美善与神性，重视良知、自由、理性等，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精神。而信徒期望基督王权实现，强调末世，才是最坚定的信仰实践者，最具颠覆性。
梁家麟指出，中国教会一直存在被驯化及不被驯化两群人。不被驯化的，都是保守派的信徒。基督教是以神秘宗教的形式存在。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新兴城市家庭教会逐渐兴起，愈来愈多信徒期望教会既附会于西方的非政府组识，同时透过信仰构建公民社会，中国的基督教逐渐转变为实证宗教。
梁家麟
教会正面对意识形态战争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对基督教采取强力的打压。梁家麟认为，这是出于执政者心态的转变，而非纯粹宗教政策转变。他引用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理论，指中国政府正采取先发制人的态度，避免宗教引发社会冲突。在平和的日子，政府强调和谐。而共产党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权，面对内外交困，会积极展开意识形态斗争，一面倒攻击宗教，视基督教为竞争对手。所以会采取一切手段，打压青年认识基督教，并刻意制造舆论，宣称基督教勾结海外势力，将打压、猜疑合理化。为了防患于未然，中国政府会对基督教寸土不让，当信徒涉及社会或政治诉求，都会被强力打击，以产生威慑作用。至于近月常传出的拆十行动、教会内挂国旗、唱国歌等，都是为了高调宣示政府而非宗教有至高无上的威权。
梁家麟坦言，今天中国教会正面对由政府发起的意识形态战争，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完全顺服于政权，甘心扮演被高度设限的补充性角色，或是进一步被边缘化，突显其颠覆性的一面。他认为，教会不应是政权的统治工具，但也不应是成为批评与改革社会建制的可动员力量，这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补充性。可惜，很多人只看到教会若不被执政党利用，就是被反对党利用，而政府则以政治斗争的眼光来看基督教，视教会的增长威胁自身，同样未能摆脱二元思维。无可否认，教会不会只扮演补充性的角色，而会强调内在的颠覆性，对社会、文化带来长远威胁。不过，梁家麟期望中国社会及文化积极求变，放下敌视眼光，而基督教的颠覆性为促成社会良性转变的助力。
颠覆可以是良性
于答问部份，讲座主持、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邢福增博士问及补充性本身是否也包含颠覆性。邢福增说，补充的前提是看到现况的不足，故信徒对中国作出较强硬的「补充」，当中也可能带有颠覆性；而梁家麟提及部份内地信徒已被驯化，会否是出于对政治形势的判断而有此决定。梁家麟回应称，补充性本身就具颠覆性，而中国的教会两种功能也有。梁家麟强调，颠覆性不代表推翻现有一切，亦可以是构成良性的社会建设力量，他相信基督教可以帮助政权作自我调整，为中国带来正面影响。至于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梁家麟未有明确回应，只认为在主里凡事皆有可能。
关于不少家庭教会逐步转型，梁家麟说，家庭教会的转型明显，有其自身的需要。传统的教会形式对现代年轻人的吸引力愈来愈低，令家庭教会不得不考虑转型问题。若墨守成规，就留不住新一代的信徒，教会亦会逐渐凋零。
温和地带来颠覆
众所周知，目前中国教会正面对艰难处境。有与会者认为，与政府对立未必是好事，那么国内教会还可如何应对。梁家麟坦言，当刻他无法建议国内教会可如何应对目前环境。他认为目前的形势下，即使是提出善意的建议，也可能会被视作不怀好意，实在是一种悲哀。不过，他认为，国内教会毋须与政府对着干，可考虑以其他较温柔的方式应对。当中策略仍有可探讨的空间。梁家麟补充，关怀与社会改造是一个长远的过程，国内教会不一定只走补充性的一条路。社会关怀看似只是补充社会的不足，过程中有时都可带有颠覆性。
有与会者问及国内教会具体应如何温和地颠覆社会；亦有与会者认为信徒参与政治，首先要了解社会，先颠覆自己。梁家麟认为，教会不可依附于任何政权，信徒能做的，是为社会提供可行的出路，这已是最大的颠覆。他认为，信徒不一定要推翻现有政权，其实可思考如何从政策上改革，不断建设社会。而每个人都可活出基督的样式，颠覆主流思想，对外界产生影响。除了从宏观的角度颠覆，也可从微观的角度入手。他提醒信徒，不要抱着零和游戏的态度，只要从自己出发，能做一点点，就已对社会产生一定影响。
是次讲座是由香港中文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主办、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合办第九届的研讨会的其中一场，是于十二月六至八日假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大会还邀得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何光沪教授、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宗树人教授作主题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