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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論壇訊】「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於二○○二年開始舉行，旨在讓中港台等地年青學者彼此交流有關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的研究心得。今年十二月六至八日，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主辦、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合辦第九屆的研討會，假香港中文大學舉行。

在會期最後一天，大會邀得建道神學院榮譽院長梁家麟主講其中一節公開講座，探討基督教在中國的補充性及顛覆性，有超過五十人出席。

中國基督教發展的隱憂

梁家麟首先提到，中國基督教正處於關鍵時刻，教會已不能被社會剷除、忽視，甚至成為對政權的威脅。在城市中，出現不少新興教會，吸納知識分子、專業人士，政府不能將之當作家庭教會般管理。至於家庭教會，亦在自我轉型，連接至普世基督教的道統（如福音信仰、宗教改革），亦尋求不同路向，逐漸發展成較完備的教會。而中國基督教整體發展方面，則由神秘宗教逐漸自我轉型為實證宗教，突破上世紀八十年代政府為教會訂下的框架。基督教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漸大，不止指導要「做個好人」，信徒也開始討論公共神學的課題，探討信仰在不同公共領域發揮的作用。無可避免，這會將信仰與現實作對比，以致對官方的意識形態作若干批判，超越政府的界線。

不過，梁家麟認為，中國教會不能對中國社會產生長遠影響，更莫說對國內基督教的存在及發展帶來影響。他指出，中國教會割裂於已發展二千年的西方教會，由從各經典擷取理念，既無根也無生命。若信仰仍能讓人維持充份的自主與選擇權，並不是真正的信仰，引申而來的宗教研究，也無法嫁接到宗教群體。可惜的是，有些「信徒」已被政府收編，為政府出謀獻策，整治各宗教。

基督教的補充性

教會既是一種意識形態，也是社會組織，對社會而言，通常具補充性及顛覆性，彼此互不排斥，關鍵在於兩者各自的比重與具體含義。信仰的補充性，是指信仰能幫助人滿足心靈需要，圓現夢想。基督教不會質疑人自覺的需要和夢想的正當與合理性，而是設法改造自己，適切於任何需要與夢想。

而中國教會的傳福音工作，幾乎都是朝補充性的方向發展。於明末清初時期，基督教以「補儒」（補充儒家思想的不足）的角色出現；到了晚清時期，基督教以不同的「救國論」形式出現；直至近期，則是要與社會主義社會互相適應。

由於宗教可以產生強大的補充性社會作用，所以很多政權都會利用宗教達到不同的政治目的，而控制上層的宗教組識就成為了先決條件。在中國，「宗教鴉片論」盛行了一段長時間。這是指現政權會批判舊政權利用宗教麻痺人民，但自身卻積極引導宗教發揮新的鴉片作用。梁家麟強調，若「宗教鴉片論」若具有事實的正確性，主要促成者是政權而非來自教會。

基督教的顛覆性

除了補充性，基督教亦有其顛覆性。從古到今，各國政權都會注意宗教帶來的威脅，嘗試加以控制，在中國的基督教也不例外。基督教於十九世紀傳入中國，當時正值中國文化積弱，加上傳教活動有外國政治力量支持，以及基督教本身多年的發展，已有一套龐大而縝密的意識形勢，並有多年與政權對抗的經驗，所以基督教在中國難以被收編。梁家麟稱，基督教本身就是具有強烈的顛覆性。上主在宇宙和人間有絕對的治權，不受駕馭。而基督信仰強調人的美善與神性，重視良知、自由、理性等，帶有強烈的個人主義精神。而信徒期望基督王權實現，強調末世，才是最堅定的信仰實踐者，最具顛覆性。

梁家麟指出，中國教會一直存在被馴化及不被馴化兩群人。不被馴化的，都是保守派的信徒。基督教是以神秘宗教的形式存在。直至上世紀九十年代，新興城市家庭教會逐漸興起，愈來愈多信徒期望教會既附會於西方的非政府組識，同時透過信仰構建公民社會，中國的基督教逐漸轉變為實證宗教。

梁家麟

教會正面對意識形態戰爭

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後，對基督教採取強力的打壓。梁家麟認為，這是出於執政者心態的轉變，而非純粹宗教政策轉變。他引用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理論，指中國政府正採取先發制人的態度，避免宗教引發社會衝突。在平和的日子，政府強調和諧。而共產黨作為意識形態的政權，面對內外交困，會積極展開意識形態鬥爭，一面倒攻擊宗教，視基督教為競爭對手。所以會採取一切手段，打壓青年認識基督教，並刻意製造輿論，宣稱基督教勾結海外勢力，將打壓、猜疑合理化。為了防患於未然，中國政府會對基督教寸土不讓，當信徒涉及社會或政治訴求，都會被強力打擊，以產生威懾作用。至於近月常傳出的拆十行動、教會內掛國旗、唱國歌等，都是為了高調宣示政府而非宗教有至高無上的威權。

梁家麟坦言，今天中國教會正面對由政府發起的意識形態戰爭，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完全順服於政權，甘心扮演被高度設限的補充性角色，或是進一步被邊緣化，突顯其顛覆性的一面。他認為，教會不應是政權的統治工具，但也不應是成為批評與改革社會建制的可動員力量，這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補充性。可惜，很多人只看到教會若不被執政黨利用，就是被反對黨利用，而政府則以政治鬥爭的眼光來看基督教，視教會的增長威脅自身，同樣未能擺脫二元思維。無可否認，教會不會只扮演補充性的角色，而會強調內在的顛覆性，對社會、文化帶來長遠威脅。不過，梁家麟期望中國社會及文化積極求變，放下敵視眼光，而基督教的顛覆性為促成社會良性轉變的助力。

顛覆可以是良性

於答問部份，講座主持、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邢福增博士問及補充性本身是否也包含顛覆性。邢福增說，補充的前提是看到現況的不足，故信徒對中國作出較強硬的「補充」，當中也可能帶有顛覆性；而梁家麟提及部份內地信徒已被馴化，會否是出於對政治形勢的判斷而有此決定。梁家麟回應稱，補充性本身就具顛覆性，而中國的教會兩種功能也有。梁家麟強調，顛覆性不代表推翻現有一切，亦可以是構成良性的社會建設力量，他相信基督教可以幫助政權作自我調整，為中國帶來正面影響。至於實現的可能性有多大，梁家麟未有明確回應，只認為在主裡凡事皆有可能。

關於不少家庭教會逐步轉型，梁家麟說，家庭教會的轉型明顯，有其自身的需要。傳統的教會形式對現代年輕人的吸引力愈來愈低，令家庭教會不得不考慮轉型問題。若墨守成規，就留不住新一代的信徒，教會亦會逐漸凋零。

溫和地帶來顛覆

眾所周知，目前中國教會正面對艱難處境。有與會者認為，與政府對立未必是好事，那麼國內教會還可如何應對。梁家麟坦言，當刻他無法建議國內教會可如何應對目前環境。他認為目前的形勢下，即使是提出善意的建議，也可能會被視作不懷好意，實在是一種悲哀。不過，他認為，國內教會毋須與政府對著幹，可考慮以其他較溫柔的方式應對。當中策略仍有可探討的空間。梁家麟補充，關懷與社會改造是一個長遠的過程，國內教會不一定只走補充性的一條路。社會關懷看似只是補充社會的不足，過程中有時都可帶有顛覆性。

有與會者問及國內教會具體應如何溫和地顛覆社會；亦有與會者認為信徒參與政治，首先要了解社會，先顛覆自己。梁家麟認為，教會不可依附於任何政權，信徒能做的，是為社會提供可行的出路，這已是最大的顛覆。他認為，信徒不一定要推翻現有政權，其實可思考如何從政策上改革，不斷建設社會。而每個人都可活出基督的樣式，顛覆主流思想，對外界產生影響。除了從宏觀的角度顛覆，也可從微觀的角度入手。他提醒信徒，不要抱著零和遊戲的態度，只要從自己出發，能做一點點，就已對社會產生一定影響。

是次講座是由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主辦、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合辦第九屆的研討會的其中一場，是於十二月六至八日假香港中文大學舉行。大會還邀得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何光滬教授、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宗樹人教授作主題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