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大茴香、小茴香献上十份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反倒不做；这原是你们该做的——至于那些奉献也不可废弃。你们这瞎眼的向导，蠓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所以，我差遣先知、智慧人和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如此，地上所有义人流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圣所和祭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迦利亚的血为止。」（太廿三23-35，《和合本修订版》）
昨晚出席了HKPES（香港专业人才服务机构）的年终电影欣赏分享会，观赏许鞍华导演摄制的《明月几时有》。本来一直对港产片没有特别感动入场观赏的我，在许导演用影像说故事、及其后《时代论坛》社长任志强先生（饮者）的导赏解读下，心灵也被触动，在眼角涌流了点点的泪水。
《明月几时有》讲述日战时期的香港东江纵队，在艰险下拯救了八百多位文化人返回国内，以及其中冒险抗日的故事。
饮者为观众解读了数个剧情片段，在笔者心中引发激盪迴响。饮者指出，剧中无数角色只是升斗小民，如周迅演的方兰、霍建华演的李锦荣、彭于晏演的刘黑仔、叶德娴演的方兰母亲冯芝……他们或是小学老师，或是巿井流氓，什或只是家庭主妇，在动盪的时代下，在危难中抱着点点良知与激情，对日军欺压的同仇敌忾，都奋不顾身地选择成为抗战份子，什至个别牺牲了生命。
方兰的母亲冯芝只是一介目不识丁的家庭主妇，平日也劝吁女儿不要冒险对抗日军，但出于对女儿的殷切关爱，自己也当上偷运讯息的传讯人员，最后被日军逮获枪毙牺牲。在危难下愿意本着良知而行善的，任何人也可成为抵抗强权欺压的英雄。
电影以梁家辉饰演的角色彬仔，在日战时期，只有十来岁负责传送讯息之小伙子的角度，回顾往昔抗日的点滴与对东江纵队之怀念。刘家辉在战后到今天，在繁荣的香港都巿下，只是一名普通不过的的士司机。笔者有感一名普通的「的士佬」，只要有点点良知，也可以是抗日历史下的无名英雄。想起八九民运下，有一定牺牲的北京巿民，也只是看不过眼军队对人民屠杀而接载学生逃离天安门的普通大众；雨伞运动期间也有的士司机义载不少学生，协助他们公民抗命。
在彬仔的回顾下，留在他心中到年老也不能忘怀的，是曾任他小学老师的方兰，以生命见证感染年少的他，也对怎样活出生命的激昂，留下深刻的印记。今天我们所行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演绎着我们生命的见证，日后留在下一代心中，激盪着他们心灵的，是嗤之以鼻的贪生怕死行为，还是从容慷慨义薄云天的胸怀与见证？
饮者最后提到电影细节中，有两幕剧情也用了雨伞成为特别传递讯息的工具。第一幕是东江纵队营救文化人过关离开日治时期的香港回国内时，要留意着打起雨伞的人，追随着举起的雨伞走当走的路，好安然回国。第二幕是方兰定意要离家参与游击队抗敌时，母亲在舍不得下却追着要把一柄雨伞交上，叮嘱方兰带着同行。方兰其后也在岸边打着雨伞，等待传讯息的伙伴回来。雨伞代表母亲的关切情感托付，代表一份保护，也代表着对平安的深厚期盼。
笔者无法知道许鞍华导演在这里安排雨伞的出现有何意义，但饮者直指按电影语言下，每一道具的安排都有隐喻。如是者，许导演在这齣中资的电影里，在碰巧香港回归二十年二○一七的日子中，歌颂属共产党编队的东江纵队戏目，却大胆又巧妙地借雨伞带出香港在此危难下的拯救盼望。
电影晚会碰巧安排在十二月十二日晚上放映，碰巧早上是戴耀廷教授的结案陈词，他坚定地表明无悔「占领中环」的倡议，并且愿意为此承担责任坐牢入狱。如果有罪，他们的罪名是在那时刻为香港带来盼望。
在笔者心中激盪迴响的，是在过去十年数载里，有信徒实践圣经「行公义，好怜悯」的教训，什至本有高尚职业及安舒生活，却选择爱香港到一个地步，为此承担被人污蔑攻讦之痛苦，什至有身陷牢狱之险，却同时有基督徒在洗礼时表明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有教会在崇拜中歌唱赞颂基督是普世之主，却在雨伞运动及近数年政治转变中，选择埋没良知噤声，什至扭曲圣经阻止人追求公义，肆意谴责追求公义的人，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不单如此，自己又向邪恶势力卑恭屈膝，什或攀附政权，贪恋地上权欲。
《明月几时有》，举头望上主。人性都教我们渴望千里共婵娟，不想悲欢离合；但明月青天的岁月，是我们笃信主祷文中的宣信，惟有上帝的国与义来临时可获得，还是以为随风摆柳、依附权贵便可苟且偷生？《明月几时有》的英文名字是Our Time Will Come——我们的时代会来临，正如旧约中「耶和华的日子」是上帝掌权的日子，当上帝大而可畏的公义来临时，我们是带着欢欣期盼终获拯救，还是在自以为得救的光景下却遭审判？让我们都在波澜壮阔的年代打起雨伞，不是无法无天那种，是带着期盼、保护、爱心与同行的思念，等待明月的一天来临。
（作者为牧养多年之堂会牧师。原载信仰百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