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薄荷、大茴香、小茴香獻上十份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義、憐憫、信實，你們反倒不做；這原是你們該做的——至於那些奉獻也不可廢棄。你們這瞎眼的嚮導，蠓蟲你們就濾出來，駱駝你們倒吞下去。……所以，我差遣先知、智慧人和文士到你們這裡來，有的你們要殺害，要釘十字架；有的你們要在會堂裡鞭打，從這城追逼到那城，如此，地上所有義人流的血都歸到你們身上，從義人亞伯的血起，直到你們在聖所和祭壇中間所殺的巴拉加的兒子撒迦利亞的血為止。」（太廿三23-35，《和合本修訂版》）
昨晚出席了HKPES（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的年終電影欣賞分享會，觀賞許鞍華導演攝製的《明月幾時有》。本來一直對港產片沒有特別感動入場觀賞的我，在許導演用影像說故事、及其後《時代論壇》社長任志強先生（飲者）的導賞解讀下，心靈也被觸動，在眼角湧流了點點的淚水。
《明月幾時有》講述日戰時期的香港東江縱隊，在艱險下拯救了八百多位文化人返回國內，以及其中冒險抗日的故事。
飲者為觀眾解讀了數個劇情片段，在筆者心中引發激盪迴響。飲者指出，劇中無數角色只是升斗小民，如周迅演的方蘭、霍建華演的李錦榮、彭于晏演的劉黑仔、葉德嫻演的方蘭母親馮芝……他們或是小學老師，或是巿井流氓，甚或只是家庭主婦，在動盪的時代下，在危難中抱著點點良知與激情，對日軍欺壓的同仇敵愾，都奮不顧身地選擇成為抗戰份子，甚至個別犧牲了生命。
方蘭的母親馮芝只是一介目不識丁的家庭主婦，平日也勸籲女兒不要冒險對抗日軍，但出於對女兒的殷切關愛，自己也當上偷運訊息的傳訊人員，最後被日軍逮獲槍斃犧牲。在危難下願意本著良知而行善的，任何人也可成為抵抗強權欺壓的英雄。
電影以梁家輝飾演的角色彬仔，在日戰時期，只有十來歲負責傳送訊息之小伙子的角度，回顧往昔抗日的點滴與對東江縱隊之懷念。劉家輝在戰後到今天，在繁榮的香港都巿下，只是一名普通不過的的士司機。筆者有感一名普通的「的士佬」，只要有點點良知，也可以是抗日歷史下的無名英雄。想起八九民運下，有一定犧牲的北京巿民，也只是看不過眼軍隊對人民屠殺而接載學生逃離天安門的普通大眾；雨傘運動期間也有的士司機義載不少學生，協助他們公民抗命。
在彬仔的回顧下，留在他心中到年老也不能忘懷的，是曾任他小學老師的方蘭，以生命見證感染年少的他，也對怎樣活出生命的激昂，留下深刻的印記。今天我們所行的一舉一動，其實都在演繹著我們生命的見證，日後留在下一代心中，激盪著他們心靈的，是嗤之以鼻的貪生怕死行為，還是從容慷慨義薄雲天的胸懷與見證？
飲者最後提到電影細節中，有兩幕劇情也用了雨傘成為特別傳遞訊息的工具。第一幕是東江縱隊營救文化人過關離開日治時期的香港回國內時，要留意著打起雨傘的人，追隨著舉起的雨傘走當走的路，好安然回國。第二幕是方蘭定意要離家參與遊擊隊抗敵時，母親在捨不得下卻追著要把一柄雨傘交上，叮囑方蘭帶著同行。方蘭其後也在岸邊打著雨傘，等待傳訊息的伙伴回來。雨傘代表母親的關切情感託付，代表一份保護，也代表著對平安的深厚期盼。
筆者無法知道許鞍華導演在這裡安排雨傘的出現有何意義，但飲者直指按電影語言下，每一道具的安排都有隱喻。如是者，許導演在這齣中資的電影裡，在碰巧香港回歸二十年二○一七的日子中，歌頌屬共產黨編隊的東江縱隊戲目，卻大膽又巧妙地藉雨傘帶出香港在此危難下的拯救盼望。
電影晚會碰巧安排在十二月十二日晚上放映，碰巧早上是戴耀廷教授的結案陳詞，他堅定地表明無悔「佔領中環」的倡議，並且願意為此承擔責任坐牢入獄。如果有罪，他們的罪名是在那時刻為香港帶來盼望。
在筆者心中激盪迴響的，是在過去十年數載裡，有信徒實踐聖經「行公義，好憐憫」的教訓，甚至本有高尚職業及安舒生活，卻選擇愛香港到一個地步，為此承擔被人污蔑攻訐之痛苦，甚至有身陷牢獄之險，卻同時有基督徒在洗禮時表明受洗是歸入基督的死，有教會在崇拜中歌唱讚頌基督是普世之主，卻在雨傘運動及近數年政治轉變中，選擇埋沒良知噤聲，甚至扭曲聖經阻止人追求公義，肆意譴責追求公義的人，在他們的傷口上撒鹽。不單如此，自己又向邪惡勢力卑恭屈膝，甚或攀附政權，貪戀地上權慾。
《明月幾時有》，舉頭望上主。人性都教我們渴望千里共嬋娟，不想悲歡離合；但明月青天的歲月，是我們篤信主禱文中的宣信，惟有上帝的國與義來臨時可獲得，還是以為隨風擺柳、依附權貴便可苟且偷生？《明月幾時有》的英文名字是Our Time Will Come——我們的時代會來臨，正如舊約中「耶和華的日子」是上帝掌權的日子，當上帝大而可畏的公義來臨時，我們是帶著歡欣期盼終獲拯救，還是在自以為得救的光景下卻遭審判？讓我們都在波瀾壯闊的年代打起雨傘，不是無法無天那種，是帶著期盼、保護、愛心與同行的思念，等待明月的一天來臨。
（作者為牧養多年之堂會牧師。原載信仰百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