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发生于堂会或机构的事件，或多或少是与体制的权力有关。华人教会什少正面及深入剖析领导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或认为「权力」是世俗的游戏，不会发生在属灵群体身上。
有不少领袖以「仆人」身份自称，满口属灵术语，但骨子里仍论资排辈，讲究名位，行使权力。教会常见的失衡现象：一端是在位一群有权者明明有权，却弃而不用；另一端则纵容某位人士或领袖拥权自重，不受监管，造成滥权。
权力邪恶乎？
华人教会的属灵传统对「权力」存有成见，抱有戒心，什至有把「权力」（power）与「权柄」（authority） 作比较，前者有害，后者则是值得肯定的。因此，教牧发挥属灵的「权柄」，受到称许；相反，教牧运用「权力」（或权术），就很有问题了！
我们认信，所有权力皆源自神，教会领袖并非权力的拥有者，只是受托于其组织的职份，行使其合法合理合情的权力。本质上，权力是中性，亦善亦恶，有创造的能力，也有毁坏的力量。Andy Crouch于Playing God：Redeeming the Gift of Power（2013）肯定权力是来自上主的礼物；当我们像神一样发挥创造的力量，群体发挥使命，无论个人与群体所作，都反映是上主形像的作为。
然而，罪性使人不知不觉要「扮演」（play）创造主的角色与位置。近期内地贺建奎进行违反伦理的基因编辑婴孩，就是最佳的写照。人不当地自大到一个地步，迷信生物科学的权力，以神自居来生产新人类。政治或科学的「造神」（god-making）运动，只会带来人类社会的灾难。
权力运用于教会（泛指地方堂会、机构、神学院、差会等），教会整体须以理性及属灵的视野看待 : 不过份把权力美化，有些视教牧为「属灵伟人」，他／她领受的异象与使命，信徒不得有任何异议，只要顺服。另外，不成熟的看法，就是断言否认个人与体制权力腐化的危险，漠视了权力的试探。海波斯（Bill Hybels）、赵镛基、康希等名牧的跌落与失败，我们不能简化及合理化为「圣人也有错！」作为遁词。
权来自何方？
教会组织内，所有受薪工作者与义工，不论其职位高低，都有相应的、法定的权力。教牧、长执、堂委、部长、组长等，各因其事奉功能而有不同程度的权力。有些教牧自怜堂会限权，现实是会议内的讨论与议决，教牧什至是列席而不拥有投票权，但教牧可以讲道、教导与个别牧养，这些发挥出来的影响力，也是权力的正面运用，基本是体制不能禁止。除非该堂会极端到一地步，聘请教牧不用讲道、不用教主日学、不用领会与开会等。（如有此等堂会，请通知我退休后去支薪返工而不用做。）
一般而言，权力来源有来自专业知识（教牧的神学与大学学位）、专业经验（牧会廿年以上被称为资深）、组织职位（如堂主任、总干事、院长等）、技能与恩赐（讲道精彩、关怀细心）、品格与灵命（忠心、委身、爱心、肯负责任等）。
学者Martha Stortz于Pastor Power剖析权力在教会的运用，可分为三个层面 :
一、在上的权力（power above）：强调牧者的呼召与职位，与一般信徒有所区别，因着「神仆」身份的尊贵与特殊，配得会众支持与追随。当有会众违犯会规，教牧理应行使「强制的权力」（coercive power）执行纪律。这方面的权力，可称为「职位式权力」（positional power）。
二、内在的权力（power within）：重视是领袖个人内在灵命与品格的感染力，别人察觉与欣赏，从而乐意授予对方有「统领权」，这是「个人式权力」（personal power）。
三、同在的权力（power with）：注重领袖与被带领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领袖乐意下放权力，信任同工与会众，「赋权」（empower）对方，一同有份于权力分配，这就是「关系式权力」（relational power）。
基本而言，权力的运用有时类似「权力的交易」（power exchange），领导者的权力乃该组织大多成员所赋予（授权或赋权）。教会领袖于上述三个层面，因应不同的情景，灵活交错运用权力。
权力怎制衡？
当教牧缺少了长执与会众的信任，其权力的运用很可能是「有名无实」；而另一方面，教牧若认为已取得长执与会众的充份信任，便不用向他人问责，不受约制，有可能会出现滥权情况。权力的适当平衡，正是华人教会急须正视与学习的课题。
学者Paul Beasley-Murray于 Power for God’s Sake 中以1995年对英国231位教牧进行调查，有效回卷有151份。这份研究报告，有些有趣的发现可供我们参考。大多教牧乐意与「强势领袖」（powerful leaders）共事同工。美国教会增长学者Peter Wagner也认为，「强势教牧领袖」（strong pastoral leaders）是健康增长堂会的首要指标。
「强势领袖」（「大佬」）不一定不好，任何组织的发展均需要有人扮演「强势领袖」的角色。开荒式领袖或创会牧师，于这组织的婴孩期与青春期通常扮演「强势家长」。待组织由小型转变为中型，议事由「一人话事」改为「集体商议」，权力需要重新分配。通常教会出现冲突或危机，就是习惯「权在我手」的领袖，要重新调应权力分配时便有些协调不来，加上信任破裂，就会出现组织新领导班子与创会领袖的「权力对撞」，造成内伤与分裂。
同样，当教会组织愈趋向「公司化」（可参考马保罗着《堂会确是一间有限公司。》），教牧要有足够辨识，他／她到任的堂会，实质运作如同其他商业机构，同样要按照法例处理事情。有些教会领袖惯以「家法」凌驾世俗法规，有时就会出现权力的挑战。当堂会认为受薪员工失德失职而解雇，却没有参照劳工法例支付该员工的解雇赔偿，这项决策自然受到挑战。又或堂会与机构不认同员工离婚而要求对方离职，却不理会这样做会触犯「婚姻状况歧视」，同样这项做法会带来质疑与挑战。当独立堂会辞退教牧，而辞退原因不足以服众，就会惹起非议。独立堂会作为公司，人事纠纷是内部事情，外人当然无权干预；但不当的做法必会受人非议，「有权任用」与「有权任讲」两者必会出现，任用的人无权限制外界的乱讲与不当的言论。
心理治疗师Len Sperry指出，某些教会领袖具有「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如自恋、偏执、强迫、消极攻击等，再配合事奉组织的固有结构与文化，就容易造成「职事的损害」（ministry impairment），对其服务的受众带来困扰与伤害。
不少个案反映，愈是价值保守的信仰群体，这些群体尤其重视圣洁生活，强调与世俗对立的，较易纵容领袖出现滥权的可能性。就以性骚扰与性侵犯为例，华人教会的文化，家丑不外扬的心态，往往造成「滥权的温床」，受害人只能哑忍，却投诉无门，或高层使事件不了了之，公义未能彰显。
避免领袖滥权，任何领袖同样要按程序办事、受章则约束，防止权力被滥用的可能。人不能高于制度，任何人宣称不受约束，任意而行，则会导致滥权。另一方面，长执会或董事会对在位领袖诸多规管，处处提防，这样的氛围只会使领袖与组织弃权，放弃了使命与影响力。我们要问：这些失掉灵性力量的组织有否存留的价值？
结语
权力从来是一把两刃的利剑，乃上主赋予人类，好好管理与运用。教会领袖要了解权力的试探与陷阱，否则不当的用权，有时会取得短暂胜利，但长远却可能会输掉个人与群体形像。权力的信仰反省，是我们要常常思考，并承认未曾学好的一堂课！
笔按：笔者将于2019年4月12日建道神学院主办「塑造香港教会前景学术研讨会」
第四组 : 教会内部权力与张力，按此文框架再作深入剖析。
编按：本文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