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發生於堂會或機構的事件，或多或少是與體制的權力有關。華人教會甚少正面及深入剖析領導與權力之間的關係，或認為「權力」是世俗的遊戲，不會發生在屬靈群體身上。
有不少領袖以「僕人」身份自稱，滿口屬靈術語，但骨子裡仍論資排輩，講究名位，行使權力。教會常見的失衡現象：一端是在位一群有權者明明有權，卻棄而不用；另一端則縱容某位人士或領袖擁權自重，不受監管，造成濫權。
權力邪惡乎？
華人教會的屬靈傳統對「權力」存有成見，抱有戒心，甚至有把「權力」（power）與「權柄」（authority） 作比較，前者有害，後者則是值得肯定的。因此，教牧發揮屬靈的「權柄」，受到稱許；相反，教牧運用「權力」（或權術），就很有問題了！
我們認信，所有權力皆源自神，教會領袖並非權力的擁有者，只是受託於其組織的職份，行使其合法合理合情的權力。本質上，權力是中性，亦善亦惡，有創造的能力，也有毀壞的力量。Andy Crouch於Playing God：Redeeming the Gift of Power（2013）肯定權力是來自上主的禮物；當我們像神一樣發揮創造的力量，群體發揮使命，無論個人與群體所作，都反映是上主形像的作為。
然而，罪性使人不知不覺要「扮演」（play）創造主的角色與位置。近期內地賀建奎進行違反倫理的基因編輯嬰孩，就是最佳的寫照。人不當地自大到一個地步，迷信生物科學的權力，以神自居來生產新人類。政治或科學的「造神」（god-making）運動，只會帶來人類社會的災難。
權力運用於教會（泛指地方堂會、機構、神學院、差會等），教會整體須以理性及屬靈的視野看待 : 不過份把權力美化，有些視教牧為「屬靈偉人」，他／她領受的異象與使命，信徒不得有任何異議，只要順服。另外，不成熟的看法，就是斷言否認個人與體制權力腐化的危險，漠視了權力的試探。海波斯（Bill Hybels）、趙鏞基、康希等名牧的跌落與失敗，我們不能簡化及合理化為「聖人也有錯！」作為遁詞。
權來自何方？
教會組織內，所有受薪工作者與義工，不論其職位高低，都有相應的、法定的權力。教牧、長執、堂委、部長、組長等，各因其事奉功能而有不同程度的權力。有些教牧自憐堂會限權，現實是會議內的討論與議決，教牧甚至是列席而不擁有投票權，但教牧可以講道、教導與個別牧養，這些發揮出來的影響力，也是權力的正面運用，基本是體制不能禁止。除非該堂會極端到一地步，聘請教牧不用講道、不用教主日學、不用領會與開會等。（如有此等堂會，請通知我退休後去支薪返工而不用做。）
一般而言，權力來源有來自專業知識（教牧的神學與大學學位）、專業經驗（牧會廿年以上被稱為資深）、組織職位（如堂主任、總幹事、院長等）、技能與恩賜（講道精彩、關懷細心）、品格與靈命（忠心、委身、愛心、肯負責任等）。
學者Martha Stortz於Pastor Power剖析權力在教會的運用，可分為三個層面 :
一、在上的權力（power above）：強調牧者的呼召與職位，與一般信徒有所區別，因著「神僕」身份的尊貴與特殊，配得會眾支持與追隨。當有會眾違犯會規，教牧理應行使「強制的權力」（coercive power）執行紀律。這方面的權力，可稱為「職位式權力」（positional power）。
二、內在的權力（power within）：重視是領袖個人內在靈命與品格的感染力，別人察覺與欣賞，從而樂意授予對方有「統領權」，這是「個人式權力」（personal power）。
三、同在的權力（power with）：注重領袖與被帶領者之間的互動關係，領袖樂意下放權力，信任同工與會眾，「賦權」（empower）對方，一同有份於權力分配，這就是「關係式權力」（relational power）。
基本而言，權力的運用有時類似「權力的交易」（power exchange），領導者的權力乃該組織大多成員所賦予（授權或賦權）。教會領袖於上述三個層面，因應不同的情景，靈活交錯運用權力。
權力怎制衡？
當教牧缺少了長執與會眾的信任，其權力的運用很可能是「有名無實」；而另一方面，教牧若認為已取得長執與會眾的充份信任，便不用向他人問責，不受約制，有可能會出現濫權情況。權力的適當平衡，正是華人教會急須正視與學習的課題。
學者Paul Beasley-Murray於 Power for God’s Sake 中以1995年對英國231位教牧進行調查，有效回卷有151份。這份研究報告，有些有趣的發現可供我們參考。大多教牧樂意與「強勢領袖」（powerful leaders）共事同工。美國教會增長學者Peter Wagner也認為，「強勢教牧領袖」（strong pastoral leaders）是健康增長堂會的首要指標。
「強勢領袖」（「大佬」）不一定不好，任何組織的發展均需要有人扮演「強勢領袖」的角色。開荒式領袖或創會牧師，於這組織的嬰孩期與青春期通常扮演「強勢家長」。待組織由小型轉變為中型，議事由「一人話事」改為「集體商議」，權力需要重新分配。通常教會出現衝突或危機，就是習慣「權在我手」的領袖，要重新調應權力分配時便有些協調不來，加上信任破裂，就會出現組織新領導班子與創會領袖的「權力對撞」，造成內傷與分裂。
同樣，當教會組織愈趨向「公司化」（可參考馬保羅著《堂會確是一間有限公司。》），教牧要有足夠辨識，他／她到任的堂會，實質運作如同其他商業機構，同樣要按照法例處理事情。有些教會領袖慣以「家法」凌駕世俗法規，有時就會出現權力的挑戰。當堂會認為受薪員工失德失職而解僱，卻沒有參照勞工法例支付該員工的解僱賠償，這項決策自然受到挑戰。又或堂會與機構不認同員工離婚而要求對方離職，卻不理會這樣做會觸犯「婚姻狀況歧視」，同樣這項做法會帶來質疑與挑戰。當獨立堂會辭退教牧，而辭退原因不足以服眾，就會惹起非議。獨立堂會作為公司，人事糾紛是內部事情，外人當然無權干預；但不當的做法必會受人非議，「有權任用」與「有權任講」兩者必會出現，任用的人無權限制外界的亂講與不當的言論。
心理治療師Len Sperry指出，某些教會領袖具有「人格障礙」（personality disorder），如自戀、偏執、強迫、消極攻擊等，再配合事奉組織的固有結構與文化，就容易造成「職事的損害」（ministry impairment），對其服務的受眾帶來困擾與傷害。
不少個案反映，愈是價值保守的信仰群體，這些群體尤其重視聖潔生活，強調與世俗對立的，較易縱容領袖出現濫權的可能性。就以性騷擾與性侵犯為例，華人教會的文化，家醜不外揚的心態，往往造成「濫權的溫床」，受害人只能啞忍，卻投訴無門，或高層使事件不了了之，公義未能彰顯。
避免領袖濫權，任何領袖同樣要按程序辦事、受章則約束，防止權力被濫用的可能。人不能高於制度，任何人宣稱不受約束，任意而行，則會導致濫權。另一方面，長執會或董事會對在位領袖諸多規管，處處提防，這樣的氛圍只會使領袖與組織棄權，放棄了使命與影響力。我們要問：這些失掉靈性力量的組織有否存留的價值？
結語
權力從來是一把兩刃的利劍，乃上主賦予人類，好好管理與運用。教會領袖要了解權力的試探與陷阱，否則不當的用權，有時會取得短暫勝利，但長遠卻可能會輸掉個人與群體形像。權力的信仰反省，是我們要常常思考，並承認未曾學好的一堂課！
筆按：筆者將於2019年4月12日建道神學院主辦「塑造香港教會前景學術研討會」
第四組 : 教會內部權力與張力，按此文框架再作深入剖析。
編按：本文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