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青公路的旅游巴士酿成六死卅一伤的车祸,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极可能是因为司机长时间工作,疲劳过度引致。虽然冠忠老板指涉事司机在今年二月亦有类似意外,在高速公路撞倒一架停在路边的吊臂车,导致车上十五名国泰员工及司机受伤。公司强调司机十二小时当值时中间有四小时多的休息,试图把责任推落巴士司机的驾驶行为身上。然而,一般人都能预计十二小时的通宵驾驶工作对司机精神虚耗有多大。
一名在冠忠任职十年的前巴士司机威哥透露,每日工时达十四小时,无固定用膳时间,曾过着「一手揸面包,一手揸軚盘」的日子,即使中间有两至三小时空档休息,亦未能弥补体力消耗。由于工时长,难以招人入行。人手少,司机不断赶单,被迫超速行车。威哥说,业界过去一直向政府争取规管非专营巴士司机工时,政府却没有正视。
为什麽政府容忍这样不合理的工时?政府处理退休计划的对冲基金一事便可见一斑。雇员退休保障的对冲基金多年来为人诟病,但碍于以资方代表为主的立法会反对,政府以劳资双方未有共识的理由拒绝撤销对冲基金,直至最近承诺为资方因撤销对冲基金引致的亏损,以公帑作廿五年补贴,才能把议案通过。劳工界争取的标准工时仍然遥遥无期。这样缺少基层力量的畸形议会,通过法案自然向操纵议会大多数的商界倾斜。政府为要确保提交的各种议案得到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然要拢络商界及建制的大多数。
也许,大多数人都不会关心这些政治议题,以为事不关己。许多基督徒什至奉「政教分离」为金科玉律,对政治漠不关心。然而某种程度来说,冠忠巴士悲剧的死伤者岂不是这种不公义制度下的牺牲品,是结构性罪恶的受害者?若不纠正这种不人道的工时,我们无法保证类似事件不会重演。意外无法避免,但人祸真的免不了吗?
任由当权者剥夺有机会得到大多巿民支持的参选人竞选,还可以期望改变扭曲了的议会制度么?莫以为朱凯廸被DQ是一桩小事,忽视不公义制度,每一个人都可成为罪恶制度的牺牲品。我有一个女儿也需要坐清晨的冠忠巴士往机场上班,我怎能为女儿没有坐在那班车而沾沾自喜?车祸中其中一名遇难员工刚订婚,准备与未婚妻明年结婚,那准新娘的悲痛我能想像,因为我的女儿也是订了婚,明年结婚。
为受屈的人伸冤是上帝托付每一个信徒的使命,我们不能对不公义的事视若无睹。即使我们无力量改变这种制度,我们仍要揭发和讉责不义的事。正如诺贝尔奬得主,纳粹屠杀犹太人幸存者艾利魏瑟尔(Elie Wiesel)说:「我们可能无力阻止不公义事情发生,但我们不可能无机会抗议不公义的事。」若我们不认识事情的始末,我们也有责任去了解,而不是不闻不问。例如我们要问,为何朱凯迪声明不支持港独,也被取消参选资格?对于下一代,我们有责任教育他们认识社会的黑暗、不公义的情况,而不是为他们营造一个信仰的乌托邦,建构一位活在幻象里的上帝。
为受屈的人伸冤是上帝托付每一个信徒的使命,我们不能对不公义的事视若无睹。即使我们无力量改变这种制度,我们仍要揭发和讉责不义的事。正如诺贝尔奬得主,纳粹屠杀犹太人幸存者艾利魏瑟尔(Elie Wiesel)说:「我们可能无力阻止不公义事情发生,但我们不可能无机会抗议不公义的事。」若我们不认识事情的始末,我们也有责任去了解,而不是不闻不问。例如我们要问,为何朱凯迪声明不支持港独,也被取消参选资格?对于下一代,我们有责任教育他们认识社会的黑暗、不公义的情况,而不是为他们营造一个信仰的乌托邦,建构一位活在幻象里的上帝。
最后,有人会强调传福音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其他的事交给教会以外的人去处理吧。苏恩佩在她的《这一代的先知在哪里?》一书就提醒我们:「当我们与自己的同胞以及普世敎会真正成为一体,像耶稣与那流离失丧、如同羊没有牧人的群众打成一片,然后我才可以宣讲神的道——可是非到这地步之前,我们无法宣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