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时间，旺角闹市一隅，循道卫理安素堂。门前摩肩接踵，人潮进入「极权临近的香港：思考与回应」讲座的场地，为香港现况忧心的信徒坐满场地。邢福增院长借用自己的着作《变局下的徘徊——从战后到后九七香港教会社关史论》（基道，2018），回首战后港英政府和基督教的政教合作关系，勾勒出一幅政权想借用教会来稳定人心、教会想借政权方便传教发展的「双赢」图像，引申一个实际的问题：教会现在面对时局变迁的交叉点，应何去何从？
政权既毁不了教会，就与其结盟
然而，我们真的问对问题？当中共在深圳河以北拆毁十架、软禁牧者、编写「新圣经」，显然政权已放弃文革时消灭基督教的做法，而是决意改造并吸纳之，让基督教成为一种合乎政权需要的「基督教」。如果真是这样，其实那个时代的教会能远离极权吗？也许，「极权『临』近」并未完全必切中要害，因为极权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半步。
说到基督教和政权关系，普遍人第一时间可能会想起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306至337年在位）声称在战事前见到基督教的异象（312年），或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的历史时刻（380年）。其实早在狄奥多西（Theodosius the Great，379至395年在位）强制帝国人民「归信」基督教之前，极权已把手伸向教会。325年历史上首次大公会议（尼西亚会议）就是由君士坦丁召开。可见，政权控制教会往往是一个过程，而非一蹴而就。
君士坦丁在得到基督教的上主「保佑」后十数年（324年），终于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皇帝，并开始打压异教及支援教会的政策。由这年起计，到基督教「一统天下」，五十有六年。如果加上君士坦丁有份颁布、令基督教帝国合法化的《米兰敕令》（313年），罗马共费时六十七年，终久成功拉拢了基督教于自己脚下，成为了名符其实的帝国宗教。虽然后来东、西教会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而各有发展，但教会对政治权力的恋慕自此挥之不去。
权力不是履行基督使命的捷径
福音一词源于罗马纪念帝国开国者奥古士督的诞辰，可见初期教会否定帝国为终极权威，但是四世纪经历政权伸出友谊之手，教会从此一提起福音，就想到力争权力、运用权力，「为上帝把福音传遍天下」也因此血染了千多年的人类历史。那么，对基督教展现宽容的罗马政权，教会又要如何形容那个时代？从极权「进步」至威权？还是雨过天晴的自由新时代？可是，无可否认，罗马仍然是罗马。教会生存的空间看似变得辽阔，却自始走上偏离本质的道路。
同理，港英和中共一样，运作模式不过也是大权在手（港英在战后什至诸多阻拦伦敦希冀香港走向民主的政策），两者的施政手法不过随着政局而各有差异。一如许宝强教授在其着《回归人心：极权临近的香港情感经济》（牛津，2018）所言：「并非是中共消灭了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以更垄断、更有利于权贵不断积累资本的强势，并合加固又同时极化了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页13）
六七暴动后港英务求塑造「繁荣稳定」的故事，把香港人改造成没有人心的经济动物，并邀约香港教会参与其中。九七过后，表面「马照跑，舞照跳」，香港教会昔日的教育、社福等事业得以持续，还在特首选举委员会有份，可见直到此刻的政教关系并没有太大改变。说到底，中共只是把港英年代的潜规则说白点：想要政府支持教会的运作，就乖乖给我闭嘴，不要「说三道四」。
近年常说温水煮蛙，但如果教内谈起宗教环境之变化，竟就像青蛙在快到沸点时回顾温水时的「舒适」，诚然荒谬。假若香港教会未能从清末、战后、中英谈判、主权移交前夕的历史中汲取教训，仍然在「如何有效讨得和利用政治资源」的思维打转，走不出帝国宗教政策对基督教会的统战及捆绑，在全然依赖上主的功课难免举步维艰。无怪乎中共会像准备美国中期选举的特朗普一样恐吓或利诱教会：「如果你们不投靠我，你们就会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但，真的是这样？教会没有地上的「金主」，就真的什么也做不了？教会不妥协，就失去于地上存在的意义？
在政治环境变得更赤裸压抑人的生命之时，当记念经上的话：「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诗一四六3-5）
延伸阅读：
1. 邢福增着，《基督教在中国的失败？——中国共产运动与基督教史论》（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12），增订版
2. 白德培着，莫介文译，《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耶稣时代到改革前夕的西方基督教批判史》（香港：明风，2016）
3. 邝健铭着，《港英时代：英国殖民管治术》（香港：天窗，2015）
4. 顾汝德着，马山、陈润芝、蔡祝音译，《官商同谋－－香港公义私利的矛盾》（香港：天窗，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