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時間，旺角鬧市一隅，循道衛理安素堂。門前摩肩接踵，人潮進入「極權臨近的香港：思考與回應」講座的場地，為香港現況憂心的信徒坐滿場地。邢福增院長借用自己的著作《變局下的徘徊——從戰後到後九七香港教會社關史論》（基道，2018），回首戰後港英政府和基督教的政教合作關係，勾勒出一幅政權想借用教會來穩定人心、教會想借政權方便傳教發展的「雙贏」圖像，引申一個實際的問題：教會現在面對時局變遷的交叉點，應何去何從？
政權既毀不了教會，就與其結盟
然而，我們真的問對問題？當中共在深圳河以北拆毀十架、軟禁牧者、編寫「新聖經」，顯然政權已放棄文革時消滅基督教的做法，而是決意改造並吸納之，讓基督教成為一種合乎政權需要的「基督教」。如果真是這樣，其實那個時代的教會能遠離極權嗎？也許，「極權『臨』近」並未完全必切中要害，因為極權從來沒有離開過教會半步。
說到基督教和政權關係，普遍人第一時間可能會想起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306至337年在位）聲稱在戰事前見到基督教的異象（312年），或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的歷史時刻（380年）。其實早在狄奧多西（Theodosius the Great，379至395年在位）強制帝國人民「歸信」基督教之前，極權已把手伸向教會。325年歷史上首次大公會議（尼西亞會議）就是由君士坦丁召開。可見，政權控制教會往往是一個過程，而非一蹴而就。
君士坦丁在得到基督教的上主「保佑」後十數年（324年），終於成為羅馬帝國唯一的皇帝，並開始打壓異教及支援教會的政策。由這年起計，到基督教「一統天下」，五十有六年。如果加上君士坦丁有份頒佈、令基督教帝國合法化的《米蘭敕令》（313年），羅馬共費時六十七年，終久成功拉攏了基督教於自己腳下，成為了名符其實的帝國宗教。雖然後來東、西教會隨著羅馬帝國的分裂而各有發展，但教會對政治權力的戀慕自此揮之不去。
權力不是履行基督使命的捷徑
福音一詞源於羅馬紀念帝國開國者奧古士督的誕辰，可見初期教會否定帝國為終極權威，但是四世紀經歷政權伸出友誼之手，教會從此一提起福音，就想到力爭權力、運用權力，「為上帝把福音傳遍天下」也因此血染了千多年的人類歷史。那麼，對基督教展現寬容的羅馬政權，教會又要如何形容那個時代？從極權「進步」至威權？還是雨過天晴的自由新時代？可是，無可否認，羅馬仍然是羅馬。教會生存的空間看似變得遼闊，卻自始走上偏離本質的道路。
同理，港英和中共一樣，運作模式不過也是大權在手（港英在戰後甚至諸多阻攔倫敦希冀香港走向民主的政策），兩者的施政手法不過隨著政局而各有差異。一如許寶強教授在其著《回歸人心：極權臨近的香港情感經濟》（牛津，2018）所言：「並非是中共消滅了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而是以更壟斷、更有利於權貴不斷積累資本的強勢，併合加固又同時極化了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頁13）
六七暴動後港英務求塑造「繁榮穩定」的故事，把香港人改造成沒有人心的經濟動物，並邀約香港教會參與其中。九七過後，表面「馬照跑，舞照跳」，香港教會昔日的教育、社福等事業得以持續，還在特首選舉委員會有份，可見直到此刻的政教關係並沒有太大改變。說到底，中共只是把港英年代的潛規則說白點：想要政府支持教會的運作，就乖乖給我閉嘴，不要「說三道四」。
近年常說溫水煮蛙，但如果教內談起宗教環境之變化，竟就像青蛙在快到沸點時回顧溫水時的「舒適」，誠然荒謬。假若香港教會未能從清末、戰後、中英談判、主權移交前夕的歷史中汲取教訓，仍然在「如何有效討得和利用政治資源」的思維打轉，走不出帝國宗教政策對基督教會的統戰及捆綁，在全然依賴上主的功課難免舉步維艱。無怪乎中共會像準備美國中期選舉的特朗普一樣恐嚇或利誘教會：「如果你們不投靠我，你們就會失去現在所擁有的一切。」但，真的是這樣？教會沒有地上的「金主」，就真的甚麼也做不了？教會不妥協，就失去於地上存在的意義？
在政治環境變得更赤裸壓抑人的生命之時，當記念經上的話：「你們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點不能幫助。他的氣一斷，就歸回塵土；他所打算的，當日就消滅了。以雅各的神為幫助、仰望耶和華——他神的，這人便為有福！」（詩一四六3-5）
延伸閱讀：
1. 邢福增著，《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12），增訂版
2. 白德培著，莫介文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從耶穌時代到改革前夕的西方基督教批判史》（香港：明風，2016）
3. 鄺健銘著，《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香港：天窗，2015）
4. 顧汝德著，馬山、陳潤芝、蔡祝音譯，《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香港：天窗，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