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教会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就是自本年二月以来在全国各地不少基督敎的家庭教会被打压；第二就是梵蒂冈对此不但三缄其口，而且在本年九月廿二日，梵蒂冈与中国就任命主教达成临时协议，教宗承认中国七位「自圣自选」的主教。十月三日，天主教「世界主教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在梵蒂冈开幕，教宗方济各在开幕仪式上向两名中国主教表示热烈欢迎，更一度感动流涕。
梵蒂冈的决定毫不意外
后者是本文的焦点，可以说，梵蒂冈的决定是毫不意外。二○○五年四月本笃十六世荣任教宗后，已经就中梵关系问题与北京作出正式商讨，梵蒂冈外长拉约洛表示对与中共关系正常化感到乐观。二○一三年教宗方济各继任，方济各和习近平展开通信和谈判。
二○一六年罗马额我略宗座大学传教学博士、意大利上智大学研究员甄健湘出版了《福音遇上中国梦：天主教在中国的挑战与前景》一书，甄健湘曾经在中国大陆生活了二十年，在书中他十分强调自己的第一手经验，他主张天主教对中国的看法应该要与时并进，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是联繋广大信教群衆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天主教会没有理由在保持基本教义的同时无法克服政治分歧。
二○一八年三月三日意大利天主教《未来报》发表了甄健湘的一篇文章，题目为「历史不能等：中国天主教会盼望合一」，他指出：中国和梵蒂冈复和是沉默大多数的共同盼望。他写道：「教宗方济各在宗座劝谕《福音的喜乐》中阐述了提升生活社会意识的四个原则，其中就有一条『合一胜过冲突』。中国天主教会的问题从来就不在审判桌上进行，而是围绕着共融的桌子上来解决。」
耶稣不认同政治革新？
甄健湘博士的观点似曾相识，许多为中国政府政策辩护的作者都说过类似的话，在下面笔者只是作出简单的回应。甄博士指出：「在中国福传，要配合中国的情况。中国人在目前这个历史转捩点，自己清楚知道治国的良方，毕竟，又有谁曾领导过一个与中国这般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呢？」这说法是典型的「中国国情特别论」，恕小弟不才，到现在我还不清楚一党专政和幅员辽阔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呢？相反，主流的行政和管理理论都主张大机构更加需要权力下放（decentralization）。
甄健湘博士又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了推翻某个政权，他并没有作任何政治革命的安排，他带来的是一场爱的革命，为此他付出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代价。」
笔者并不是释经学家，但我对这种释经方法保留怀疑态度，是不是耶稣没有做过的事情，信徒就不可以做呢？笔者曾经听过一位教会领袖这样去批评天主教会：「教皇的服装十分华丽，但耶稣从来没有穿奢侈的衣服。」而且，若果耶稣只是强调和谐、包容、爱心的话，那么他可能不会被钉上十字架，耶稣是跟当时宗教建制的掌权者对着干，他毫不客气地批评文士和法利赛人，什至在圣殿里面大发雷霆，驱赶在那里做买卖的人。
再者，我觉得甄博士所说未免有点「无限上纲」之嫌，争取社会公义的信徒未必一定要推翻某个政权，举例说，在十九世纪基督教领袖查理芬尼和他的追随者主张种族平等、男女平等、反对不义战争；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马丁路德金牧师发起民权运动，但他们都没有意图要推翻美国政府。
在历史上的确有基督徒发起政治革命，比较遥远的例子是孙中山组织同盟会去推翻满清政府，比较近期的例子也有不少，菲律宾总主教辛海绵是「人民力量革命」的精神领袖，一九八三年该运动成功地推翻了菲律宾前独裁者马可斯；此外，一九八七年南韩基督徒支持群众上街示威，阻止全斗焕政府専政；波兰裔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亦是波兰人民的精神领袖，在波兰人民推翻共产党的抗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九八九年波兰终于成为自由国家；而南非的图图主教（编按：或称杜图主教）高调地反对白人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一九九四年曼德拉当选为南非总统，结束了种族隔离。然而，到底他们的做法是否违背了耶稣的教训呢？这还是留待历史去评价吧！
对话和协商会带来和平共处吗？
甄健湘博士又说：「对话需要时间和耐心，而且常常无法立即带来成果。怀疑和不友善的对抗，只会给对话带来反覆和挫折。针对中国，经常出现在媒体中的是教会直言不讳的声音，和某些政治和人权组织一起，在有关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政府施压。……在谈判过程中，明智的做法是寻求共识，避免争议，在很多领域教会可以与中国政府进行合作。」
其实，在过去七十年一些教会领袖和信徒都尝试通过对话、让步、合作去解决问题，但效果并不理想。举例说，一九五○年周恩来要求中国天主教徒与梵蒂冈断绝政治及经济关系，只保留在精神上和教宗联系。上海主教龚品梅妥协而接纳要求，但龚主教在一九五五年仍然被拘捕，其罪名是领导反革命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一九七九年龚主教向最高人民法院呈教了一份长达八千多字的申诉书，但并无回音，一九八一年他再次上诉，案件依然石沉大海。一九八五年假释，在假释期间政府以他不认罪为理由，禁止他接见任何人。
我可以想像到甄博士会怎样反驳，他曾经说：「然而不幸的是，教会中某些人，可能由于缺乏谦逊，固执地停留在『过去』，并觉得自己永远都是对的，这也影响了其他人使得无法从『过去』解脱出来。」不错，过去发生的事未必会再重覆，可是，当发展趋势继续留在原本的历史轨迹上，那么便大有可能重蹈覆辙。
在上个月，中梵签订了临时协议，梵蒂冈已经作出了巨大的让步。由十月八日至十一日期间，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举办全省天主教教职人员培训班，湖北省民宗委副主任熊华启出席开班式，并为学员授课，八十位神父、修女及教友代表参加了培训。培训的内容写着「突出表现为：一是中梵虽然签订了临时协议，但是梵蒂冈插手干扰我国天主教事务的企图没有改变，鼓吹圣统制，散发负面言论的手段没有变，今后手段更加隐蔽、更加多样化」。梵蒂冈伸出了橄榄枝，但得到的又是什么呢？
结语
也许，梵蒂冈希望和中共政府修好，从而可以进入这个庞大的传教市场，并且改善地下天主教会信徒的处境，这是不难理解的。甄健湘博士乐观地认为，天主教会没有理由在保持基本教义的同时无法克服政治分歧。笔者并不熟悉大陆天主教的情况，但我知道，基督教会在政府引导下已经逐渐「中国化」，例如教会讲道需要加强爱国主义的内容。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领袖必须「拥护党的领导、政治质素好」。即使梵蒂冈可以进入这潜力雄厚的福传市场，但福音会否七折八扣呢？
（原载信仰百川，经作者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