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这是一句形容墨西哥地缘政治的名句。略作调整，亦可作「离上帝太远，离中国太近」。无论身在地球何方，帝国原来仍然离我们太近。
中美交峰不是一场正邪政体之战
有份令英国《卫报》（The Guardian）成功从地方报业晋身国际大家的报人斯科特（C. P. Scott, 1846-1932）在该报百年纪念的社评如此写道：「坦白是好的；但公正更好。」观察以至评论中美贸易战，要秉承这种精神，诚然不易。
按理，去年中美贸易差额近年以上千亿美金计，如果特朗普真的如早前扬言「全面征税」，中国将陷入「无牌可打」的窘局。加上日前中兴事件令北京意识到自己的劣势，故希冀以刘霞女士为筹码来拉拢欧盟。可是，以美欧最近达成的协议来看，中国这次如意算盘恐怕难以打响。中国频频受压，爱国份子自然忙于「救火」，倡议中国不怕贸易战，但部份香港人则大呼过瘾，认为作恶多端的中国终于得到报应。然而，无论立场如何，坦白而公正去看，就经济而言，这不是一场零和游戏，更重要，就信仰而言，这不是一场正邪（政体）之战。
自由撰稿人刘远举在《金融时报中文网》写下〈超越贸易战：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互补与对立〉1 一文，笔者以为能对活在现时只重立场之政治氛围的香港信徒有所提醒。面对人权纪录恶劣的中共专制政权，我们称为恶；反之，声称以民主自由为本的美国，评价自然相反。后雨伞时代对专制的无奈及对民主的向往下，这种二分情绪更容易出现。不过，事实上，华盛顿和北京在后者拥抱全球化后却是两个互相支撑的政体，正如文章持平的阐释：
「进入到全球化时代后，中国模式向西方提供给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廉价的产品，提高了资本的利润率，经贸关系变得密切，什至于形成中美精英共治中国劳工的局面。」
美国的繁华，往往有赖专制和发展中国家对人民的剥削。中国是其中一个，但不是唯一者。试问，如果全球的国家都制度完善，工人和环境得到良好的保障，美国企业如何以低成本生产源源不绝的消费品？认为民主政体必然代表正义一方，是天真的想法，因为民主所以能在一地运作，往往依赖着对他方的专制。说到底，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其实都是以压榨为基础的帝国，分歧只在于被欺侮之群体不尽相同。在中国脚下的，可能是自己的人民、台湾、一带一路的小国等等；在美国脚下的，可能是沙地阿拉伯（为石油而不理该国人权问题）、巴勒斯坦（偏帮以色列）、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等等。正邪之别，从来都不存在于国际关系的真像。中美贸易战，只是单纯的权利冲突，谁主导战局，也改变不了大多数人被奴役的政治现实。
天国驾驭帝国
作为历史主宰的上帝，决不永远容许帝国的骄傲以及它们对生命的无情。耶稣传道，宣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的年代，正值罗马帝国之盛期。帝国表面既是如此兴旺，悔改、回转自然显得格格不入。不过，天国的来临正正意味上帝对帝国的不悦，而耶稣最终走上十架的代赎之路，亦果断反映了单靠制度不足以处理人类的终极问题。
夙昔把王朝更迭追溯至永恒主之历史观已受理性主义所摒弃。远的不赘，即使我们在近数百年眼见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大不列颠、日本等帝国兴而又衰，但世界似乎仍然相信自己，拥抱建造一个不沉国度的「宗教」。可见，殖民时代的逝去，不代表帝国主义寿终正寝。
「帝国」在拉丁文有命令、权力、控制的涵义，它总是意图取代上帝的位置，向臣民强调自己才是领土一切权柄的拥有者，以及繁华的根基。英国着名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曾生动地勾勒明明贫富悬殊严重的帝国如何不可一世：「大英帝国的存在，证明了帝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国际化政府形式……如果没有大英帝国，这个世界未必能稳定繁荣。」2 但是，正如上帝对因海洋贸易而发达的古城推罗（位于今日黎巴嫩）说：「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结廿八2）上帝拒绝自以为有操控权力的帝国心态，因此在他看来，帝国的稳定、繁荣也不过是过眼云烟。
当然，追求帝国的「制度正义」绝非毫无意义，却不能把焦点完全投放其上。正如滕近辉牧师描述基督信仰在社会功能方面的吊诡：超世而入世、消极而积极、悲观而进取 3。假若单单思念如何改革帝国的制度，而没有勇气说出帝国有崩溃一日之真相，只会把基督对世界的主权沦为神学化的社会或政治学。专政固然需要受批判，然而不代表要圣化民主，而是在欣赏它优点的同时察看到其缺点，否则就会像日裔美国政经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可能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4 般得出太过自信之立论，全然漠视世人的罪性和基督救赎的必要。无论世俗国家以什么制度来运作，它都难免以压抑生命作为治国之道，无怪乎圣经记载的「世界」常与上主为敌，而这个由帝国组成的世界，终会受上主所审判。
（内文粗体为作者所标示）
1. 刘远举：〈超越贸易战：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互补与对立〉，金融时报中文网，二○一八年七月廿七日，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78668?page=1
2. Niall Ferguson着，睿容译，《帝国：大英世界秩序兴衰以及给世界强权的启示》（臺北：广场，二○一五），二版，页四九九。
3. 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编，《七十年代香港教会的使命——「路向与计划」指南》（香港：基督教协进会，一九七一），页四五至四八。
4. 可参考其着《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臺北：时报文化，一九九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