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月中香港书展里，一位问责局长公开演绎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小说的一个论点「警察不一定个个好人」，所触发的涟漪竟然延续十多天：警察员佐级协会质疑局长的话让人以为是有针对性批评，舆论就普遍质疑有关工会的反应太「玻璃心」。到上月底警务处行动处处长在大气电波里表示理解前线同事的关注与第三者未必相同，又表示对上半年被捕警员数目上升感到痛心，讨论才似乎告一段落。
现在作事后检讨，舆论的反应并非无风起浪，而实在是出于对执法者能得以臻善的高度期望。有公职人员（包括纪律部队人员）因触犯法纪而受到处分以至入狱的事情，不时都会发生。这些个案既反映人性软弱，也反映靠人来操作的制度在不同层面可能出现的漏洞与不足，需要考虑作有系统的检讨；而大众总会期望，这些个案得以公正处理以后，能有助相关部门的运作与作风得以改善，增进社会福祉。这种自我改善的生态能得以延续，背后是整个社会愿意面对人性善恶的实况。局长引述小说家之言，正正表明这一点。反过来说，一个否定自身有可能犯错的社群文化，其实是脱离现实，足以导人误入歧途。若公职人员未能掌握这一点，无论对于履行职务，抑或对于自身为人，均非好事。
社会大众对于行使公权者的期望，还包括施政思维是否合符常理。今次事件掀动舆论反应的，正正出于「不一定个个好人」这属乎常识範围，平日根本没有什么好争议的语理逻辑问题。近年特区政府高层的言论不时有让人感到偏离常识的表现，例如指口头言论等同行动，例如连自己母语是什么也三缄其口。观乎极权地区（例如昔日东欧铁幕国家）的经验，这些现象不一定反映当事官员的常识有问题，却更大可能反映背后迹近「造神运动」的独裁极权操作思维。近年那绕过一国两制而要求「全面管治权」的中央呼声，什嚣尘上；香港社会为了保护个人基本权利及生活方式，对于发生在特区的「常识争议」，亦自然要格外关注。
常识的维护，在于沟通。事实上，在处理分歧与张力之时，制度与民间总有对话的需要与可能，而不是片面以「执法者个个系好人」一类简陋逻辑作粗疏处理。例如近日食环署以弃置废物的罪名拘控正在替废物分类的年迈拾荒者，引起包括教会社关团体在内的公民社会活跃组织发起联署，呼吁当局能与拾荒者及关注团体共同商讨，检视现行执法程序的问题，好让拾荒者在整个废物回收流程重拾其应有的位置与尊重。倘若讨论最终能够缩窄分歧，不单能让事件更有机会得到公正处理，更能疏理政策，匡正社会大众对拾荒者的认知与关顾。这份自我改善和更新的动力，香港社会上下应加倍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