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月中香港書展裡，一位問責局長公開演繹日本作家東野圭吾小說的一個論點「警察不一定個個好人」，所觸發的漣漪竟然延續十多天：警察員佐級協會質疑局長的話讓人以為是有針對性批評，輿論就普遍質疑有關工會的反應太「玻璃心」。到上月底警務處行動處處長在大氣電波裡表示理解前線同事的關注與第三者未必相同，又表示對上半年被捕警員數目上升感到痛心，討論才似乎告一段落。
現在作事後檢討，輿論的反應並非無風起浪，而實在是出於對執法者能得以臻善的高度期望。有公職人員（包括紀律部隊人員）因觸犯法紀而受到處分以至入獄的事情，不時都會發生。這些個案既反映人性軟弱，也反映靠人來操作的制度在不同層面可能出現的漏洞與不足，需要考慮作有系統的檢討；而大眾總會期望，這些個案得以公正處理以後，能有助相關部門的運作與作風得以改善，增進社會福祉。這種自我改善的生態能得以延續，背後是整個社會願意面對人性善惡的實況。局長引述小說家之言，正正表明這一點。反過來說，一個否定自身有可能犯錯的社群文化，其實是脫離現實，足以導人誤入歧途。若公職人員未能掌握這一點，無論對於履行職務，抑或對於自身為人，均非好事。
社會大眾對於行使公權者的期望，還包括施政思維是否合符常理。今次事件掀動輿論反應的，正正出於「不一定個個好人」這屬乎常識範圍，平日根本沒有甚麼好爭議的語理邏輯問題。近年特區政府高層的言論不時有讓人感到偏離常識的表現，例如指口頭言論等同行動，例如連自己母語是甚麼也三緘其口。觀乎極權地區（例如昔日東歐鐵幕國家）的經驗，這些現象不一定反映當事官員的常識有問題，卻更大可能反映背後跡近「造神運動」的獨裁極權操作思維。近年那繞過一國兩制而要求「全面管治權」的中央呼聲，甚囂塵上；香港社會為了保護個人基本權利及生活方式，對於發生在特區的「常識爭議」，亦自然要格外關注。
常識的維護，在於溝通。事實上，在處理分歧與張力之時，制度與民間總有對話的需要與可能，而不是片面以「執法者個個係好人」一類簡陋邏輯作粗疏處理。例如近日食環署以棄置廢物的罪名拘控正在替廢物分類的年邁拾荒者，引起包括教會社關團體在內的公民社會活躍組織發起聯署，呼籲當局能與拾荒者及關注團體共同商討，檢視現行執法程序的問題，好讓拾荒者在整個廢物回收流程重拾其應有的位置與尊重。倘若討論最終能夠縮窄分歧，不單能讓事件更有機會得到公正處理，更能疏理政策，匡正社會大眾對拾荒者的認知與關顧。這份自我改善和更新的動力，香港社會上下應加倍珍惜。
